解讀佔領：佔領與「生命空間」的重生
一 、John Friedmann 在1981年出版的文集《Life Space and Economic Space》在三十多年後的今日仍能給我們對城市想像的反思。Friedmann 指人類所處的空間可以分為「經濟空間」及「生命空間」，後者是指人類開展生命的場所，透過實踐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來建構生活（或族群生態）。「生命空間」的營造，是人類存在於世的價值及意義的具體表達，因為他們可以看到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位置、價值及意義。在「生命空間」裡，人與人相處相交，關係由私人發展到公共（家庭、鄰里、社區、社會），一層又一層地以人為本地擴展。至於「經濟空間」，相信我不用解釋吧﹖以前的「經濟空間」本來只是一種求生活動，可是現在卻成為資本主義操控的扭曲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人類的價值是被制度賦與及創造的，我們不過是龐大經濟機器裡的小齒輪，但我們不一定知道機器的存在目標與運作原理，甚至不能理解自己對這機器能有多大影響。
二、「經濟空間」對「生命空間」的侵擾是實在的。以香港為例，鄰里關係在香港已經逐漸成為絕種的香港精神，以前鄰里之間的守望相助已經不存在了，因為社區愈來愈少。近年政府舉行的「家是香港」運動是鄰里關係消失的悲鳴－只有面對極大的家庭危機時才會有人高呼「我們是一家人」。城市規劃令社區的角色愈來愈淡泊，領匯的出現讓有人情味又人性化的小商店逐一消失，換來的是有效率的連鎖商店；大型商場的出現令人流極度集中，社區逐漸被冷落。香港人向來高棒「市場」、「效率」等理念，在「經濟空間」與「生命空間」之間，前者會壓倒性勝出，因此政府在皇后碼頭、菜園村、領匯等事件中在輿論上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社區的維繫有很多方式，但制度未必是好方法，例如以前天水圍的天光墟極受附近的居民歡迎，墟市的形成有其脈絡及生長邏輯，尤其是地點與時間方面（根據地理及人流自然而生），在那裡居民做的不單是消費，更包括閒聊及認識鄰居，是「生命空間」的體現。然而，政府打着「社會秩序」的旗幟（法律從來不願意承認新秩序）將天光墟驅散，切斷墟市的生長邏輯，在另外一個地方設立天秀墟，只保留了「經濟空間」的元素，卻摧毁了「生活空間」。簡言之，隨着大商場與連鎖商店的發展迅速改變消費生態與社會面貌，「生活空間」與資本運作的「經濟空間」對着幹的層面就愈來愈多。
三、金鐘與旺角佔領區有大量藝術品出現，示威者長期留守，甚至表示佔領區有一種「家」的感覺，我認為這些現象都是重展「生命空間」的力量，甚至是對「經濟空間」霸權的反抗。在佔領區裡，每一個示威者都可以自由尋找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價值及意義，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決策及嘗試以自己的方式貢獻示威區（物資站義工、藝術創造、捐獻物資等），他們的行動及價值觀不再受「社會秩序」所困，也不用服務無形的資本機器，至少他們確切地感受到自己在佔領區裡的角色，而再不是細小齒輪與龐大的無形機器之間的關係。同理，西九也未必做到的藝術發展，在佔領區統統都出現了，因為藝術在「經濟空間」裡只是被利用來營造品位（刺激消費及提高價格）的花瓶，藝術只有在「生命空間」才能成為主角。另外，示威者之間在法律外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那種消失了的守望相助的精神重現，是「生命空間」重生的最佳證明。
四、「經濟空間」的膨脹在各方面成為香港人生活的枷鎖，即使我們認為生活愈來無意義，香港愈來愈不宜居，我們仍要堅持守護着不知道是誰真正得益的「繁榮」。細心思考「經濟空間」與「生命空間」的辯證關係，我們不難發覺後者必定是屬於自己的，而我們幻想「經濟空間」是集合無數個體（尤其在全球化下）的共有空間，卻沒有想過現實是那 空間被資本家牢牢操控，我們花無數時間去貢獻一個以為是自己卻其實是屬於資本家的「經濟空間」。
五、這種觀點源自Karl Marx 的「異化（Alienation）」。Marx 在《Economic &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就有以下一段：「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的關係就是同一個異己的對象關係。因為根據這個前提，很明顯，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人奉獻給上帝的越多，他留給自己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生命已不再屬於他而屬於對象了。因此，這個活動越多，工人就越喪失對象。凡是成為他的勞動產品的東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東西。因此，這個產品越多，他本身的東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產品中的外化，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成為對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著他的勞動作為一種異己的東西不依賴他而在他之外存在，並成為同他對立的獨立力量：意味著他給予對象的生命做為敵對的和異己的東西同他相對立。」在這個異化過程中，我們不知不覺地生去了自己，也不自覺地否定了活在「生命空間」的可能性。
六、在這個角度看，佔領區有兩個很重大的意義。第一個意義是香港人對「生命空間」可能性的醒覺。如正 David Harvey 在《Space of Hope》所分析，人的身體不單是一個生物性的結構，更是一個「未完成的計劃」，因為身體會與所處的時空環境互相影響及延續。香港的教育讓我們堅信政府對「衞生（上水的小販檔要消化了）」、「安全」、「經濟發展（對自由行的迷戀）」、「秩序（對佔領運動的批判）」的演繹，我們於是放下了自己在社會的位置及尋找公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香港的城市發展不斷給予「經濟空間」力量，而「生命空間」卻在異化的過程中消失。我們身體這個「未完成的計劃」某程度上被政府「完成」了，但卻在自由的佔領區開始覺醒，「生命空間」開始重生。第二個意義是當香港人對「經濟空間」失去幻想，他們就不能回頭，不能回到對「經濟空間」的迷戀裡，這與電影《Matrix》裡的 red pill/blue pill 比喻一樣 ，問題的關鍵不是選 red pill 還是 blue pill，而是只要知道有兩個世界的存在，抉擇本身就是痛苦，而且很難再回到虛擬的世界裡。現時醒覺的人數或者不算多，但他們覺醒的力量強而有靭力，「生命空間」也有很大的生命力（如獅子山的直幡），香港已經不能回頭。
七、不少反對佔領的人，他們持的觀點都是要鞏固及保護「經濟空間」，甚至相信「經濟空間」本身已經是「生命空間」，他們的異化已經到了末期。可是，他們的信念只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秩序的迷戀，結果在論述上他們節節敗退。然而，他們不會認為自己是敗退，因為他們思考所建基於的是迷信。當他們迷信「經濟空間」就是「生命空間」，他們不會明白佔領運動的生命力，他們甚至迷信到一個地步是認為任何重建「生命空間」的行動都是由外國勢力策動。迷信的人，說是外星人策動佔領也會相信，因為迷信的本質就是放棄理性。
八、要突破迷信，需要長時間耕耘。香港已經不能回頭了，因為我們已經感受過「生命空間」的美好，而我們要努力地讓迷信的人感受這份美好。如果不能，我們就要好好堅持，等待迷信的時代過去，讓有生命的人重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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