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暴制亂」、「讓香港社會重回正軌」，這兩句話大概出自中國最高層，以致香港特首高官建制派不斷重複，連字眼都不敢稍作改換。其實換個說法，「制暴止亂」不是更適合現在政府的做法嗎？但就是不敢。因為奴才是必須依足主子原話不能稍予變通的。
「讓香港重回正軌」，若是意味回到以前那樣繁榮安定的生活，也許是不少香港人的想望。然而，單從上述奴才治港對主子的順從意識，以及反送中以來的香港市民反彈來看，就知道回到以前是不可能了。昨天拙文引述Nora說「現在很難回到6月前平靜的日子」，一位17歲的中學生讀後給我訊息說：「我們再也回不去了，過去的種種進逼，讓我們退無可退，只可以奮死一戰，抗爭到底。」但她接着說：「雖然我們再也回不去，我們仍然對未來寄希望，也許可以重新開始。」
這就是香港的新一代，而且是越來越年輕的一代。這次反送中的參與者包括最前線的抗爭者，可以說是創了世界抗爭歷史的年輕化紀錄。最小的被捕者只有12歲，有抗爭者只9歲。而他們的成熟、幹練和才華，更是令人吃驚。這些未來主人翁的表現，既令人看到希望，亦令人看到他們前路的艱辛，因為他們面對的，是身軀龐大、孔武有力、愚鈍而粗暴的野蠻巨人。
大陸也有網民這樣分析香港，說事態「折射出很多背後的現實。其中最基本的是：港青要自由毋寧死，對中國概念既不認同，亦無感情。陸青中的絕大多數以愛國為旗幟，向大一統的民族感情頂禮膜拜，對甚麼自由民主嗤之以鼻」。未來終究是由年輕人來決定，我城的未來，這個國的未來，都是。
《紐約時報》記者Andrew Higgins在月初寫了一篇關於香港的報道，講香港人從對中國的熱情轉為冷漠和輕蔑。Andrew在香港曾找我談過，也引述了我的看法。只是結尾時說我對香港人的這種變化感到「心痛」，卻可能出自言談間的誤解。我對中國有過熱情，其後雖徹底失望卻仍然維持着因寫作需要的關注，但香港年輕一代對中國的冷漠和輕蔑，我不但不感「心痛」，而且覺得這是香港人成熟與自主的表現，值得高興。我把《紐時》這篇報道傳給一個年輕朋友看，她回說：「我根本對中國未熱情過，別國唔關我事。」
最近另一位紐約訪客問我，香港有沒有獨立的條件？我的回答是：香港獨立唯一缺乏的條件，就是中國不容許。除此之外，所有社會條件都具備。而那唯一缺乏的條件很可能是致命的。
中國不容許，也不光是掌權者不容許，而且是在共產黨（CCP=Counter Civilisation Party）長期洗腦的浸淫下，民眾包括陸青的盲目愛國和罹患終生的民族主義嬰兒病。無論在香港的愛國盲眾，還是在外國的中國留學生，他們對香港自由呼聲的反制──狂叫及肢體衝突，都說不出一個理由。英國作家約翰遜說：「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無賴情緒的發洩。
愛國盲眾越是在香港與各地對香港人追求自由作兇狠狙擊，越是促使香港年輕一代與「一國」走得更遠。香港一定回不到6月以前，甚至回不到更早的以前。香港要重新開始，但要走過一段「不自由，毋寧死」的艱險道路。走得過就有新生；走不過，也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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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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