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地記者

某一個放假日，突然收到訊息，說要派去香港。且要做好久待的心理準備。

在那之前，看著新聞裡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也不是沒想過，如果哪一天被派去採訪會是怎樣？只是覺得機率應該不高，畢竟跑新聞資歷太淺。所以也感謝公司願意交付我這樣的任務。

雖然帶著近乎軍規的防毒面罩前往，但或許是對香港正在經歷的事情沒有透徹了解，去的前兩天，有朋友說我是戰地記者，我還當作是玩笑，直到第三天、第四天，周末連吃兩日催淚放題，忍著皮膚刺痛，扶著橋邊且躲且走，親眼見警在旁開槍的火光，槍聲有如回音在耳邊揮之不去，速龍衝到面前把人制伏在地，水砲車近距離擊發驅趕，才恍然，這真的是一場警民的戰爭，而我們真的可以說是戰地記者。

一周過去，就像輪迴，同樣的事情在不同的地點，重複上演。一樣的龐大人潮，一樣的口號，一樣在和平遊行過後的兩三個小時，彷彿時空抽換，又像是舞台劇燈暗後的快速轉場，一眨眼，景象突然充滿肅殺氛圍，槍彈還沒上膛，就能聞到濃濃煙硝味。

每個周末，每一次當我戴上隱形眼鏡，確認好身上所有裝備都齊全，關上房門後，很微弱很安靜的深呼吸瞬間，心裡都想著，今天出門後，不知道晚上能不能毫髮無傷的再平安回到這裡，儘管我們都知道，安全第一，但在那樣的環境下，很多事情，沒有人可以拍胸脯保證。其實，如果只是單純吃吃催淚煙，流流鼻涕眼淚，都已經算是輕中之輕，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幸運。

維護自身安全，是我們的職責之一，記者的工作就是要把新聞傳遞出去，只有在人身安全無虞前提下，才能好好完成任務，但就算我們已經很小心，最後仍然無法抵擋，現場港警把所有人都看作是敵人。

還記得太陽花時，一開始曾對陳抗學生使用非法手段表達訴求感到不認同，直到大概理解不合作運動是怎麼一回事，後來對於當時不顧一切上街抗爭的毅力感到欽佩，然而這一次的香港，(並非要把兩者放在一起比較，而是這兩件事情跟我的人生經驗比較相關)，再次讓我自問，如果能選擇輕輕鬆鬆、快快樂樂地放這個暑假，為什麼香港年輕人要這麼拚命？如果外人眼中的香港人一貫以經濟至上，為什麼好好的錢不賺，周末要放下一切上街？(先別談走路工傳言，你難道不覺得紅色資本有更大把的鈔票可以動員更多的人嗎？)

數字是死的，不管十萬、一百萬、還是兩百萬加一，走上街的，不只是一個數字，而是一個一個，有血有淚的人。

這個人可能是個醫護志工，他們的工作是幫忙傷患，這個傷患，不是只有站在政府對立面的示威者，還包括所謂的藍絲(挺警派)，但這些醫護志工卻也同樣遭警察粗暴對待。

這個人也可能是再平凡不過的家庭主婦，有著念中學的兒子，白天會到屋邨市場買菜買肉，中午在不到兩坪大的廚房裡煮好便飯，等小孩回家，然後有一天，她手無寸鐵在街上對警察溫情喊話，卻被近距離噴辣椒水對待。她說香港人已經別無選擇。

他也有可能是普通公務員，白天為政府做事，下班後戴起面罩，但沒有遮住良心。在某次催淚煙驅散行動後，因為皮膚大量接觸化學藥劑，全身濕疹生了三個月都沒有好。

他也有可能只是尋常生意人，卻為了保護學生，做賠本買賣不說，還甘願冒著被搜被捕的風險。

很多的他，很多的她。待業中的離職空服員，願意掏腰包買物資、買好多張八達通卡，儲值後四處發送；的士司機大佬，加入不能曝光的通訊軟體群組，免費義載遊行後沒車回家的人；身體不是很好的茶餐廳老闆娘，發放免費餐券，讓失去金援的學生飽餐一頓。她/他們說，經濟問題，未來還有機會改善，政治問題，則是永遠無法回頭，錢可以先不賺，但沒有了自由，等於失去一切。

中秋節當天，去買月餅的李先生說，他們這一代不努力，現在得讓年輕人來幫他們擋子彈，講一講就哽咽了。走路一拐一拐的七十歲婦人，步伐跟不太上，卻堅持要上街，她說兩個多月沒上街了，心裡覺得好愧疚。另一名白髮蒼蒼的阿婆，坐在中環遮打花園裡，聽著大家齊唱願榮光歸香港，她摘下墨鏡，默默拿著紙巾拭淚，見我們要離去採訪時，淚還沒乾，語重心長卻又帶著滿是希望的語氣說，台灣要加油。

他們不是一群數字，而是活生生的，每一個人。

很多的人，被逼著一夜長大。

如果只是看到一群暴徒，四處點燃烽火，不妨想想，他們犧牲的，不是整個社會的和諧，他們犧牲的，是才剛起步的人生。

香港中文大學一項民意調查，港府不做任何讓步的狀況下，示威者對抗爭採取激烈行動的理解程度，從六月的36.7%提升到八月的76.4%。勇武派及和理非的矛盾逐漸化解，和勇一家不割席，齊上齊落的口號也愈見落實。

激烈手段能否使政府讓步，這不單是一題是非選擇題，而是港民和港府間，都還沒填答完畢的一份考卷。

林鄭正式宣布撤回逃犯修例，其它三項訴求先不說，就雙真普選這一項，短期內根本不可能達成，為什麼仍然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這個問題我問過民陣發言人。他說，原本這項訴求並非要雙真普選，而是要林鄭下台。但追根究柢，林鄭下台也只是換湯不換藥，治標不治本，如果不是雙真普選，那麼就算今天林鄭下台了，還有更多的林鄭會上台，而類似送中條例的事情，也會一再上演。

對港人而言，當初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承諾，卻因為對自己沒有信心的北京政府，最終成為一張空頭支票。這絕不是一句，早知當初別提五十年不變就好了，這麼簡單。因為香港的歷史和它的經濟地位之於中國乃至國際而言都太特別了。這也是為什麼，知道自己有什麼本錢的聰明香港人，會多次大聲訴諸國際社會的原因。要求美國政府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絕不是一個突發奇想，隨便找個老大哥來撐場。

反送中運動全面升級的一百多天，很多行為或行動背後都有一套港人邏輯。

包括針對不被抗爭者所信任的港鐵的一連串破壞。

如果以法治視角來看，這當然不被允許，但就如同政府當局不斷想把運動定調為社會事件一樣，試圖掩飾的，是一場政治災難。

至於港鐵的災難，關鍵轉捩點，就是在遊行地點大舉封站。

例如，假如，凱道的遊行集會，台北捷運關閉中正紀念堂、小南門、西門町等站，再加上交通管制，讓享有自由集會權利的參與民眾無法順利到達。其實這都沒什麼，幾公里的遊行，大家每周都在走，沒在怕。

但當你發現，拒絕載客的移動車廂裡，出現大批鎮暴警，鐵閘半落下的站內，有大批鎮暴警坐著休息，那港鐵究竟在為誰服務，其實不難聯想。

民眾對於港鐵的信任就是這樣慢慢一點一滴失去。而壓倒駱駝稻草的，就是警方在車廂內，展開大逃殺，上演一齣港版屍速列車實境秀。這是七二一不見人，八三一打死人，這句口號的由來，也是民眾對港警和港鐵的沉痛撻伐。

在離開香港前，和當地電台記者晚餐，我說我絕對無法想像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台北的捷運上，她說香港人以前也無法想像這樣的事情發生，但就是發生了。她問我，是不是因為台灣能有自己選出來的總統，所以不會發生這種事情？儘管我提到太陽花，但沒有解答到她的疑問。我又想了一下，的確，因為我們能真正地選出自己的總統，還有在野的鞭策，民意的監督，相對高度自由的言論及媒體環境，因為有真正的民主，能實質的對執政黨造成壓力，和香港比起來，我們能有更多的選擇，因為有了選擇權，台灣有更多的機會去避免上演類似的事件，降低社會集體崩塌的風險。

這趟香港採訪，想講的太多了，這一趟一個月的旅程，讓我的三十歲，有了深刻體悟和不少成長。

我的夏令營結束了。但是屬於香港人的夏令營，還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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