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首次以公開公函形式要求特首就民族黨一事提交報告，有4點值得注意。
其一，這種方式的實質就是落指示、下命令，客觀效果就是進一步踐踏「兩制」。公函內提及的3點，表面上都沒有傷害港府的自主權。第一點是北京「支持港府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令人感到禁止民族黨運作是港府的原意和行動，北京只是「支持」而已。但看中國的政治，必須看其實質，還要把各種言行放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之中考量，不能抽離現實。大量事例和政治現實已告訴大家，中國的其中一種管治模式，就是「精神感召」式的管治。所謂「精神」，就是中央的要求，但不以命令形式下達而已。
交報告的含義：按上級命令行動後交代
在政治問題上，誰都明白，禁止任何不利於北京的事情（就像今次的民族黨事件），以及有利於北京的事情（例如早前的移交疑犯建議），主要原意都是來自北京，然後地方政府領會，繼而行動。換言之，林鄭月娥說「中央政府沒有給過我任何指示，沒有提過任何要求」，效果只是欲蓋彌彰。她的角色就是「白手套」，說得不好聽，就是「打龍通」而已。
公函要求港府提交報告，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上級要求下級提交報告，其含義和實質就是：「你要按上級的命令行動，然後給我一個執行命令之後的交代。」港府和建制人士說這不是命令或指令，只是掩耳盜鈴而已。
京「適時出手」施壓 無可避免傷港法制
其二，公函直接或間接駕馭或影響了法庭，是另一種破壞「兩制」。港府消息說，中央在這個時候發出公函是「適當的時間」。何解？因為在保安局和行政會議禁止民族黨活動的行政程序結束之後，在民族黨申請司法覆核之前，這就是一個空檔期。在這個時候北京沒有具體行動，那麼法庭會否接受司法覆核，以至假如接受之後如何判決，將有較大的自由度；否則北京在事後才表態或釋法，那就被動了。所以，早點計算力度，「適時出手」，是北京認為的「上策」。
可是，這就像過去那樣，先釋法（甚至惡法）以符合北京的利益，加大政治壓力，無可避免地傷了包括法制在內的「兩制」。宣誓案就是典型例子。
其三，港府已是全方位配合北京的要求，保護「兩制」的意願和能力徹底消失。在董建華和曾蔭權年代，港府官員（包括還未任特首的林鄭月娥在內），或多或少都會衡量「一國」和「兩制」的關係，有時還會「擦邊球」（例如應付國民教育、法輪功、《基本法》第23條等壓力）。但在梁振英和林鄭年代，為了保護「兩制」而「擦邊球」的事情已不多見，意願也愈來愈弱，因為他們都要向權力來源負責。
近期的移交疑犯建議，表面是因為台灣命案而修補法律上的漏洞；但實際效果就是一種借勢的政治操作：把決定移交的權力交到特首手上，而特首已是全盤服從或感應北京的指示。雖然當事人可以上訴，由法院「把關」，但港府如何操作？拿出（或創造）什麼證據？已引起市民很大疑慮。這次取締民族黨，效果有可能是另一次利用法庭為行政決定以至政治目而進行的「無奈護航」。
處理港獨 毋須處處動用公權力
其四，禁止民族黨活動的長遠效果，將會增加中國封建王朝歷史重複的可能性。為什麼北京如此害怕民族黨的活動，不是因為民族黨強大（事實上可以用「人丁單薄」來形容），而是因為中共擔心當年國民黨被它推翻的歷史重新發生在它身上。那時候，中共成立時也是人丁單薄，但國民黨讓它有一線言論和活動的空間，有利於它逐步壯大。所以，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是中共執政後專政的不二法門。
可是，眼前這種遏制方法的效果只會有4點：一是為民族黨宣傳（就像美國為華為宣傳一樣）；二是不同意民族黨理念但同情民族黨命運的人將會增加；三是表面上被壓下去的反抗意識（包括「獨立」、「自主自決」）將繼續在地下發酵，大部分人不是贊成「港獨」，而是對高壓反感；四是為外國提供更多攻擊中國的子彈。
所以，處理類似民族黨的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民間對民間；官方偶爾表態「堅決反對」就行了，毋須處處動用公權力。我非常有信心，如果讓民間自由討論「港獨」，不贊成的聲音將會佔絕對優勢。奈何官方實在太虛弱了，民族黨和「外部勢力」也許應該連聲感謝吧！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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