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人為何如此悠閒放鬆？

米蘭達·露比（Miranda Luby）

在悉尼的餐館吃晚餐的時候，賬單一般都是由大家均攤，不論貧富（圖片來源：Manfred Gottschalk/Getty Images）

一個周三的下午，臨近黃昏的時候，在我位於北悉尼的辦公室，全體工作人員早早下了班，在夏日的陽光下玩起了一種赤腳滾木球的遊戲。這是一種很放鬆的、澳洲版的傳統草地保齡球，所以，當輪到老闆去給大家買飲料的時候，他就叫了一個人上場代替他的位置。在老闆戴夫（Dave）（注意，大家不稱他為先生，而是直接喊他'戴夫'）去酒吧的時候，一群20多歲、挽著褲腿的年輕同事公開嘲笑他剛才的表現。當他端著一個裝滿冰鎮啤酒的托盤返回賽場的時候，開玩笑的人反而提高了嗓門，他自己也加入了打趣的行列。我們所在的也許是新南威爾士州歷史第二悠久的保齡球俱樂部，但這裏沒有筆挺的白色夾克。只有赤腳和啤酒。每個人都被稱為'伙計'。每個詞組的第二個單詞都被縮略了。

這種場景都很稀疏平常。澳大利亞人長期以來素以悠閒放鬆的生活態度而聞名——從悉尼的這種保齡球俱樂部，到內陸地區的酒吧高腳凳，再到維多利亞州的衝浪海灘，到處都是這種節奏。

據維多利亞州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的人類學高級講師塔尼婭·金（Tanya King）博士稱："說到這種生活態度，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亞人的平等主義、幽默感和非正式用語。"

這些特點並不新奇——從19世紀晚期澳大利亞著名叢林詩人和作家班卓·帕特森（Banjo Paterson）以及亨利·勞森（Henry Lawson）不懼權威的俏皮話和諷刺散文當中，早就可見一斑。1977年，澳大利亞前板球運動員丹尼斯·李利（Dennis Lillee）在覲見英國女王的時候用非常隨意的方式問候她："日安，您過得咋樣？（G'day, how yagoin'?）"，將澳洲人的這一特點表露無遺。2012年，澳大利亞前總理鮑勃·霍克（Bob Hawke）在電視鏡頭前悠閒地喝著啤酒。在我工作之餘的團隊建設活動中，這些特點更是顯而易見。

但是，我想知道，澳大利亞文化中的這些方面到底來源於何處？到底是什麼讓澳大利亞人如此閒適慵懶——或者說至少看起來是這樣？

據金博士稱，這種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伙伴情誼"植根於這個國家的白人移民定居史。她說："平等主義來源於這個國家建立的方式。"然後進一步解釋說，在18世紀晚期澳大利亞建國時期，被流放到這裏的囚犯定居者常常被統治者和其他當權人物殘忍對待並被剝奪基本人權。這些囚犯階層——主要是來自英國和愛爾蘭的工人階級——不能追求專屬於無罪移民的公民地位，因為後者認為，如果罪犯也獲得平等的權利，將是 "對犯罪行為的獎勵"。由於這個原因，平等精神被許多囚犯定居者當做一種榮譽獎章。他們也許不擁有權力、教育或財富，但他們擁有一種對平等的共同信念。

有趣的是，從19世紀50年代以來進入澳大利亞的很多移民來自英國、愛爾蘭和中國這些不太平等的社會，他們對於這種民族特性的形成可能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金博士說："人們來到這裏，獲得一個新的開始，擺脫了英國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嚴格的等級制度體系。"

澳大利亞的平等主義精神貫穿整個19世紀並延續下來，如今已經成為該國文化的基本特徵。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悉尼的眾多餐廳中隨便選一家吃晚餐，賬單一般都是由大家均攤，不論貧富（這在許多國家都很少見）。也正是因為這樣，用一句隨意的'日安'跟女王打招呼也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雖然英國人可能覺得震驚，但大多數澳大利亞人都稱讚李利是真正的澳洲人。

然而有時候，這種強烈的平等意識也會帶來不太好的結果。澳大利亞的一個流行用語'高大罌粟花綜合症'（Tall Poppy Syndrome）指的是這樣一種趨勢：在社會上取得卓越財富或名聲的那些人往往容易引來懷疑和批判。這說明，有時候澳大利亞人刻意表現很悠閒懶散，因為那些太過努力的人經常被嘲笑。今年早些時候，在美國電視的《賽金花的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Seth Meyers）節目中，當主持人用"著名"來形容澳大利亞電視人魯比·洛斯（Ruby Rose）時，後者做出了這番暗示："如果你這麼說的話，我會陷入大麻煩的。在家裏看電視的人們可不喜歡聽到這個。"

在驅車從悉尼前往墨爾本的途中，沿著太平洋高速公路行駛，經過伍倫貢（Wollongong）、納魯馬（Narooma）和馬拉庫塔（Mallacoota）等海邊小鎮時，我驚訝的發現了澳大利亞另一個特徵。躺在帕姆布拉（Pambula）海灘上，我無意中聽到一些打赤膊的當地漁民在用澳洲人才能明白的俚語交談。他們一邊喝著'arvo tinnies'（下午罐裝啤酒），一邊談論著前晚酒吧裏的那個有點太'aggro'（好斗）的家伙。

澳大利亞人使用語言的這種不正式的方式———喜歡使用'大老粗的說法'（ockerisms，ocker是澳洲俚語，指無教養的粗魯澳大利亞人）和縮略語，這也被認為是來源於囚犯流放時代——在《澳大利亞語言》（The Australian Language）一書中，語言學家西德尼·貝克（Sidney Baker）寫道，'沒有其他階層會比他們更有天分地創造出新的術語來恰如其分地描述他們新的生活狀況。'由英國工人階級創造出來的押韻俚語被縮略得更短——例如，'have a Captains Cook'（看一看）變成了'ava captains'。同樣的方法被用來縮略普通日常用語。'good day（日安）'變成了'g'day'，'afternoon'（下午）變成了'arvo'。'journalist'（記者）變成了'journo'，'barbecue'（燒烤）變成了'barbie'。

墨爾本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澳大利亞研究專業的講師坦雅·拉金斯（Tanja Luckins）博士認為，這種類型的語言體現了我們的隨意性。她說："澳大利亞人一般不喜歡搞得那麼正式。"

拓荒時代艱苦的條件也對澳大利亞人自嘲挖苦式的冷幽默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雖然在很多國家，在艱難的環境中尋求幽默被認為是低級趣味，但澳大利亞人總是看到較為輕鬆的一面。在上述那次駕車路行途中，當我開上國道，進入維多利亞州時，經過了一些被燒黑的樹木，這是最近一次林區大火的倖存者。一塊提醒駕駛員注意野生動物的路標被燒得彎曲變形了，但一隻跳躍中的袋鼠形像還清晰可辨。有人在這個袋鼠身後畫了一些火焰，讓它的尾巴看起來好像著了火——也許靈感來自一首澳大利亞兒歌的著名改編歌詞，這首歌唱的是一隻笑翠鳥站在電線上，結果尾巴著火了。我忍不住笑了——這一幕很清楚地提醒人們，這是一個'沒有什麼能煩擾我們'——也許這種性格特徵較黑暗的一面表明，每一個笑話可能都不像它表面上看起來那麼輕鬆閒適。

當你駕車環遊澳大利亞時，你無法忽略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這個國家廣袤無垠的空間，尤其是在西部，比中途遍布著國家公園的悉尼到墨爾本之行更加明顯。據拉金斯博士稱，這個特點，再加上充足的閒暇時間和宜人的氣候，共同造就了澳大利亞人輕鬆閒適的生活態度。

她說："我們這種充足的閒暇時間可以追溯到19世紀50年代。維多利亞州是全球第一個實行每天八小時工作制的地方：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娛樂八小時。"

儘管如今這種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也許沒有原先那麼美妙了（澳大利亞統計局2007年的數據顯示，有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在'非正常工作時間'工作），它仍然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休閒時間的國家。

在一個工作日的下午晚些時候抵達墨爾本時，社區裏四處可見爸爸帶著兒子在街上玩板球（把帶輪子的垃圾桶當作門柱），同時，在這座城市的植物園裏，一群一群的好朋友在陽光下享受著下班後的燒烤大餐和啤酒。我自己也感到輕鬆愜意，以至於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對這個國家的固定印象是完全正確的———澳大利亞人就是很悠閒，而不僅僅是表面上看起來如此。但是，正如金博士所說的那樣，實際上兩種說法都對。

"和我們的幽默感一樣，在這個標籤的表象之下還有一點更深層次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