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人生：那幾年的苦悶 - 李怡
2019-05-17
論壇
從1966年中國文革開始，到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月刊，以及這一年妻子在大陸「一打三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生活遭到重擊，那幾年我的思想一直陷於矛盾、反覆與掙扎中，經常處於一種難以言說的苦況。我自己都說不清，當然更難讓現在的人明白了。
那時候我還在編寫「青年自學叢書」，1966年大概出到第七本《哲學與人生》，由於文革對許多經典理論的顛覆，原來已經準備好資料編寫的《文學初步》就沒有寫下去了。
在《哲學與人生》中，我引述了日本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所寫的「近代人的四種悲哀」。想不到接下來那幾年，自己就感受到那四種悲哀。
我最早讀廚川白村，是魯迅繙譯的《苦悶的象徵》和《出了象牙之塔》。廚川生於1880年，1923年在日本大地震中喪生。次年，魯迅從他的遺稿中繙譯了《苦悶的象徵》，主要的論述，是指生命受壓抑而產生苦悶懊惱，乃是文藝創作的根柢，也可以說，文藝是苦悶的象徵。
在廚川所寫的《近代文學十講》中，他指出近代人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四種悲哀。儘管廚川生活在百多年前，但他的說法對後世所有不願隨波逐流的青年人仍然有意義。
第一種是「幻想破滅的悲哀」。幻想也可以說是理想。人類在對現實的不滿中，有自己的理想與追求，思想界也創立了各種各樣的烏托邦學說。無論是個人要擺脫醜惡現實的理想追求，或是人類對烏托邦社會理想的追求，可悲的不僅是難以實現，更可怕是實現的過程或結果竟然是更加醜惡，於是使人產生理想破滅的悲哀。
第二種是「由懷疑傾向而產生的悲哀」。懷疑，是指對自己信仰的懷疑。科學進步動搖對宗教的信仰。科學發展又帶來武器更先進、戰爭更殘酷，帶來大量失業與社會不幸，從而使人對科學本身也產生懷疑。現實中的種種不公又使人對制度、對道德、對法律也產生懷疑。懷疑可以是人們鑽研問題、解決問題的動力，但廚川所指的懷疑是對信仰、對價值系統的根本懷疑，這就給人們帶來思想深層的悲哀了。
第三種是「二重生活的悲哀」。何謂「二重生活」？意思是個人懷抱理想，個人相信並追求公平與正義，但社會卻是污濁與黑暗，我們一方面想努力堅持自我，不想與社會同流合污，但另方面又不能不與社會融合，否則就會被孤立而成為離群的孤獨者，失去群體的認同甚至被敵視。這種「二重生活」的確是人們很普遍也很深刻的悲哀。
第四種就是在上面三種悲哀都找不到出路時，會把世界看成一片灰暗，把個人看得完全沒有力量，於是不想活了，這就是「厭世主義的悲哀」。
我在闡述廚川的「四種悲哀」時，仍然鼓勵「自學叢書」的讀者，要積極面對人生，不要被悲哀淹沒，而應該努力實現理想，從懷疑中找出路，以及深入社會黑暗中去改變它。但那幾年，我發覺自己也沉溺在前三種悲哀中，只是還未到「厭世」的境地。我對自己的書寫也產生質問。
對於一切為了現實的人們來說，這些悲哀可能被視為無病呻吟。但追求理想的青年，就因為在現實中理想破滅，信仰懷疑，過着「二重生活」而不斷被內心拷問。在現實世界，我無論基於工作、家庭、社會角色與地位，甚至那怕只是謀生，也不能擺脫那個左派圈子。我只能繼續在「二重生活」中糾結，在悲哀中苦思，尋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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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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