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有網友「因言入罪」，觸犯文字獄，只因說了句「習豬頭」就被拘留和罰錢。
《美國之音》報導，7月中，中國海南省三亞市有網友在微信群中說了句「習豬頭最近怎麼樣了，好幾年沒看新聞聯播了」，隨後警方以「公然侮辱他人」為由，傳喚該網友到案調查，並處以行政拘留10天，罰款500元人民幣。
有評論認為中共當局保守封閉，連網民的戲言也不能容忍，過往有網友因說了句習包子3個字被關22個月，連「維尼」也成為禁詞。反觀在美國，在Google搜尋「idiot」會出現特朗普相關的網頁，特朗普雖然不滿，卻也無可奈何。
十多年前的某天，在北京一個小旅館，一個年輕美國記者站在廁所旁邊被警察圍住，警察把他的採訪筆記一頁頁撕碎，然後沖進馬桶。年輕人看着自己辛苦的採訪記錄被撕成碎片，覺得很荒謬：中國法律授予員警這種權力嗎？
在中國這是司空見慣的事。這位年輕記者在中國八年，寫過不少揭露現實黑暗的報道，在採訪中國公司向他國出售核燃料時，他被安全人員毆打，因報道中共官場貪腐遭公安拘查。當面撕碎採訪記錄的「款待」太平常了。
年輕人現在44歲了。他名叫Matt Pottinger，有一個中文名字叫博明。前年，他被特朗普委任為特別助理、國安會亞洲事務主管，是白宮唯一的中國通。打擊「中國製造2025」，開展對華貿易戰，對美國東亞戰略以及質疑一帶一路的立場，許多人認為出自他的出謀劃策，甚至可能是決策關鍵人物。
博明出身上流社會，就讀於麻省大學中國研究系，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在美國的大學選擇這種冷門學科的學生，一般家境都很好，生活無憂也不愁找工作，因此完全按照自己興趣來選科。1998年他參加媒體工作，先後擔任《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八年受到生來從沒有過的委屈和恥辱。更令他想到的不是他自己受到的對待，而且是「一個非民主的國家會對它的公民做些甚麼」，因而維護民主自由價值的意志更堅定。
他決定投筆從戎，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承受地獄般的訓練，派往阿富汗作戰。他當時年紀已稍大，體能應付不易。退伍後他投身政界，自稱由於「軍人的使命感」，決定放棄華爾街的高薪，加入特朗普團隊。
近來特朗普在國內有巨大麻煩，中共於是有意拖延貿易談判，一心等待美國11月中期選舉特朗普受挫，主觀認為那時才是談判的有利時機。但特朗普受批評的是他的人品，而不是他的對外政策，尤其不是對華政策。
誰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導者呢？長期而言，正是博明這樣的智囊人物：有學識，對中國有親身經驗，中國通但不是學院派而是實戰派，書本和教條對他的判斷沒有局限。無論親共和黨還是親民主黨的智囊、學者和中國問題專家，都稱贊博明的見識與能力。隨着博明的經驗和地位的增強，未來他很有可能主導美國東亞戰略。現今美國對華強硬政策的主導者不是特朗普個人，而是美國政學界和輿情，起關鍵作用的是智囊，這政策現在只是一個開始，無論中期選舉結果如何，特朗普能否連任，博明這類人會長期在美國政界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博明的中國經驗肯定影響他的東亞戰略思想和視野。看到曾在中國受盡警察兇惡對待的一位記者居然成為美國總統對華政策的關鍵人物，中國的掌權者會怎麼想呢？他們或許會想：若早知如此，當初對他寬容些就好了。但他們更可能會想的是：那時如果把他打死或弄殘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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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報道，農業部24日發文指出，蔬菜價格止跌轉漲，預計後期，蔬菜、雞蛋等鮮活農產品價格或將震盪上行。
中共最會糊弄百姓的本事之一就是創造些生僻詞語，甚麼是「震盪上行」？就是價格暴漲嘛。
漲多少呢？前幾天有網民講他老媽去北京街市，發現雞蛋從4元多一斤，漲到了6元；蘋果從4、5元一斤，漲到最便宜要7元；青菜以前3元一小把，現在要5元。漲幅多少？30%到50%呀！果然是震盪規模的價格上行。
除了菜籃子的漲幅，還有影響生活的另一暴漲：天然氣、社保費、藥品和各種原材料。中石油突然宣佈，天然氣漲40%；社保繳費漲20%以上，而且改由稅務局直接向企業強制徵收。普通的過敏藥原料撲爾敏一個月上漲58倍，從每斤200元漲到每斤11,650元。原材料中，染料漲價77%，焦煤漲價200%，玻璃漲價40%，塑膠漲價30%，鋁材漲價30%，鋼鐵漲價30%，不銹鋼漲價40%。另外，運費也漲價33.6%。原材料暴漲必然導致生活指數暴升。
大陸經濟面對貿易戰衝擊、P2P連環爆煲、實體經濟資金短缺、就業隱患若現。在這情況下，7月底中共政治局通報，將3月北京兩會時提出的貨幣「流動性合理穩定」，改為「流動性合理充裕」。由「穩定」到「充裕」，也就是不再顧及通脹和貶值而大量印鈔啦。
過去大量印鈔，由於資金流向股市、樓市，物價上漲還在可以接受的水平。現在股票殘了，P2P爆了，7月底通報又稱要「堅決遏制房價上漲」，在樓價不准漲的情況下誰去炒樓？地產項目也因而停擺。這樣，大量增發的貨幣就流到物價上去了。以漲價驅動利潤率，成了各路社會資本的唯一出路。
從8月起，明星個稅稅率由6%改為42%。是否贊同明星天價片酬是另一回事，但稅率這樣猛漲7倍，權力也太任性太霸道了吧。而且要求明星按照新稅制一次性補繳6個月的稅款，而不是從新稅制宣佈實行之日開始繳。大陸網民指這是暴政，也是懶政：因為自從明星有陰陽合同的事曝光後，稅務部門懶得去查具體的偷稅漏稅，就直接全面加稅及追繳。
大陸網民慨嘆，日本全高溫，電力公司降低電價，讓大家開足空調，避免中暑；美國白宮大手一揮，向全國農民補貼120億美元，補償貿易戰帶來的損失。而中國就以物價暴漲，瘋狂加稅來強迫人民「共克時艱」。
這樣的漲價、加稅，沒有徵詢民意，沒有經過經濟委員會或智庫的討論，沒有作民意調查，沒有聽證會，就由掌權者拍拍腦袋推行，老百姓和社會輿論完全沒有反對以至討論的餘地，這在文明社會恐怕聞所未聞。
在物價、稅收「震盪上行」中，老百姓的處境就是被專權政治予取予奪、俯仰由人，國不愛你而你仍然要愛國的奴隸，就這樣被迫與國家「共克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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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香港人想外遊一、兩日放鬆一下，澳門是很多人的首選。短短一個多小時的船程，悠閒而典雅的街道，四通八達的酒店車，實在是一家大小去短途旅遊的好地方。
可是近日再去澳門，除了船程依然夠短，其他的都已變質。我發誓永遠也不會再到這地方。
以前去澳門，在舊街道會感受到異國情調，可是今天卻只有強國瘋情。理論上最有歐陸風味的大三巴一帶，全面被中國旅客佔據。議事亭前地凹凸不平的道路原本十分優雅，可是配上旅行箱的輪子聲，卻令人感到煩厭。
澳門殖民地舊區的建築基本上沒變，可是最搶眼的，卻變成了莎莎和屈臣氏的招牌。每處地方都擠滿自由行，對我此等港人來說，旅遊興致已變為零。
至於氹仔，不用多說，變化比起澳門半島當然更加天翻地覆。一座座土豪味濃的賭場和酒店落成，倒也與他們目標客群的品味相當匹配。無可否認，氹仔的新酒店是豪華舒適的，那種極其刻意、庸俗不堪的五光十色也不失為過癮的體驗。數年前當自由行數目未有今天般多時，我也曾去享受過一次。
可是，今天自由行比以前更多了，秩序也更為混亂。無論是排隊等check in還是乘搭酒店巴士，都要不斷被人插隊。排前面的中國旅客總會向後招手呼叫，然後就有一班疑似「親戚」的人在不知哪裡擠上來，他們往往人多勢眾，扶老攜幼，被插隊的人想罵人也罵不了那麼多。
去到豪華酒店，當然要使用酒店設施如泳池等。早年，自由行通常一放下行李便直闖賭場或著名景點，酒店設施很少人用，但近年自由行已經玩得越來越多元化，結果連酒店泳池都充滿強國人，港人已經無處容身，亁脆回酒店房渡過兩日一夜算了。
回酒店房間住足24小時，說不定是最化算的行程，因為澳門酒店的房價已經漲到每晚二千元，當然要住盡每一分鐘才能夠回本（對不起，我是功利的香港人）。每晚二千元是什麼概念？淡季往台灣5日4夜，酒店連機票也不過二千多元。
當澳門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古樸寧靜，你還會花二千元一晚去當地旅遊，感受自由行帶來的震撼嗎？這種性價比低得可憐的旅遊地點，還是留給強國人民吧！澳門，已被列為我永遠不會再踏足的地方。
昨天拙文有留言說，如果大陸酸民真是當香港是中國一部份，那麼中國隊被DQ而「中國香港隊」補上得銀牌，正是「失之桑榆 收之東隅」，應該開樽慶祝才是，何以反而怒火中燒？
答案是他們內心深處知道，「香港不是中國」。幾乎在世界所有地方，香港人都被視為與中國人不一樣的族群。越來越多香港人在外國不會稱自己是中國人，而是理所當然地自稱香港人。一些大陸人到了外國，有時也會冒充是香港人，想獲得多一些尊重。
中國人在西方發達國家受歧視，有包括習性在內的多種原因，但對於中國斥巨資幫助建設的第三世界國家，應該受到尊重了吧。
最近讀到大陸人寫的文章〈為甚麼伊拉克也不喜歡中國人？〉這是兩年前一位由某中企派往伊拉克幫助戰後重建的人士熊永立寫的，近日再在網上廣傳。
他說從入境開始，中國人就被伊拉克關防人員怠慢，而被中國宣傳為對伊拉克侵略和破壞的西方人就受到尊重。
他從幾件小事看到中國人被歧視的原因。
一個由某中企建立、幫助伊拉克重建的外國人辦公生活的營地，那裏有20多個國家的人居住。在住宿方面，中國人是嚴格按照等級制度來安排的：小領導是單間，大領導（也就是處級）是套間，普通工作人員是2、3個人一間（普通房間），工人是6至8個人一間（貨櫃屋）。房間裏的配置區別也很大。西方公司就完全不一樣，不管是主管還是工人，都是每人單間，都配備齊全。
領導人來視察，中企的員工們要到門口列隊歡迎，甚至彩旗飄揚，擂鼓喧天，然後接風洗塵，擺酒送行。而西方公司負責人的來去，從來都悄無聲息，他們經常一個人在營地走動，自己去吃飯，沒有人陪伴在身邊忙前忙後。
外國人發現，中國公司的領導工作，就是動動嘴而已，從不動手，卻享有特權和豐厚報酬。很多伊拉克籍員工說，在你們中國當領導，不幹實事，總有人巴結逢迎，真是太舒服了。
西方國家給伊拉克人的印象是平等，是正義，是對人性的充份尊重，是對普通人的關懷。而中國給伊拉克人的印象，是官分五等，衣分十色，高層對底層漠不關心，制度對個體壓抑，是森嚴的官本位，是老百姓天生的隱忍。
人性是相通的，剛剛脫離獨裁體制的伊拉克人看得清楚：甚麼是人生而平等的價值觀？誰是正常的人？他們看不起中國人是很自然的。
中國「大撒幣」援助越南，援助非洲，但最後，這些國家大都親美。美國入侵伊拉克，儘管沒有冠冕的理由，但推翻薩達姆獨裁政權絕對是符合人類發展潮流。不管伊拉克現在還有怎樣的陣痛和不滿，但回到薩達姆時代，伊拉克的大多數人是堅決不同意的。
從以上陳述來看，中國人連在它幫助重建的伊拉克都被歧視，根源就在專權政治的奴隸制度，以及由這制度派生的價值觀和劣根性。
大陸網民對香港泳隊的酸葡萄反應，說明香港還沒有墮落到同大陸一樣，儘管正向着那個制度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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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亞運女子4x100混合泳接力賽，原來賽果是：第二名中國隊，第三名的韓國隊；但這兩隊因「偷步」被取消資格，香港隊由第四名升上第二名獲銀牌，新加坡隊由第五名升上第三名獲銅牌。香港隊和新加坡隊各四名泳手相擁互賀，這本是很正常的舉動，想不到引來大陸網民在央視網頁留言批評：「我不能理解為甚麼中國香港選手這麼開心的和新加坡隊相互擁抱？」「香港隊跟反華的新加坡抱在一起！」「雖然是中國香港但看見他們高興心裏還是想罵人」；「中國香港隊，你不來安慰你中國隊同胞跑過去擁抱新加坡隊？！誰和你們是一個國家的？」
香港隊和新加坡隊意外獲獎牌，高興互擁是感情自然流露。但從大中華統一和愛國已內化為深層意識的人看來，就會先問「誰和你們是一個國家」，條件反射地認為香港隊不應該高興而要去安慰違規的中國隊。作這種反應的是正常人嗎？還是如愛因斯坦所說患了「民族主義嬰兒病」的人群？倘若愛國成疾的人在一個國家佔了大多數，正常的人是否應該與他們有所區隔呢？
另一樁與愛國有關的近事，是大陸清宮劇《延禧攻略》在大陸熱播，越南不知如何獲得盜版，在網站上也分一杯羹，上周一搶先上架第69集。大陸網民也想先睹為快，但越南盜版業者卻也有「愛國心」，特別針對中國網民設置通關問題，答錯就看不到了。甚麼問題呢？就是：「黃沙群島和長沙群島屬於哪個國家？」黃沙和長沙，是越南對西沙和南沙群島的稱號。如果大陸網民答屬於中國，那就過不了關去追劇了。
大陸網友氣得牙癢癢，痛批越南網站「惡心」，又說「真瞧不起越南，格局這麼低，難怪窮成這樣」。
他們大概忘了，中國不是也逼台灣歌手說「最愛的國家是中國」而不能說是「台灣」嗎？而且說錯受懲罰的不是不能追劇，而是被取消在大陸的發展機會。這次是「且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也。
大陸網民中，為了追劇而選擇「賣國」的人，會佔多大比例？我猜超過50%。因為謊話本來就常說慣說，違心答個問題自己沒甚麼損失，而心癢癢地想先看一集連續劇則是現有的實惠。
亡友作家蕭銅生前的名言是：我想賣國，哪一個外國給我五毛錢我就把國賣了。可惜的是，沒有人向他買。因為只有掌權的人才有資格賣國。不過，現在大陸人可以為先看一集連續劇而賣國，是不是應該對自己也有了賣國權而高興？
獲銀牌的香港泳手之一歐鎧淳說：「我哋計過數預咗輸，縱然我哋未必贏到佢，但係都唔可以畀佢哋咁容易贏到我哋。」
在巨大壓力下爭取自主，「預咗輸」是香港的處境；「博到盡」「唔可以畀佢哋咁容易贏」則是香港精神。盡全力讓自己表現得最好，是人生的目的；輸贏則不在自己控制的範圍內。世事難料，誰能料到領先的會違規而失去資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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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傳中國雲南昆明圓通寺有超度亡靈服務，據說只要加多500元人民幣，就可以保證死去的中國人下輩子投胎美國，響應鍾祖康號召，「來生不做中國人」。
中國人口講愛國反美，但是，位於北京朝陽區的美國領事館簽證中心外，卻每天都排着長長的人龍，這些急於離開中國的中國人，人數多到一眼望不到盡頭。上個月在領事館門外發生一起爆炸案，事主當場死亡，現場濃煙密佈。現場清理完畢後，簽證的人再度排起長龍。中國人不怕死，怕的，是死也不能離開中國。
辦理簽證去美國，不是每個中國人有資格有能力的，所以，圓通寺的投胎超度就異常吸引中國人了，500元就可以選擇來生去甚麼地方做甚麼人，簡直太便宜了，被視作最便宜移民途徑！既然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至死也不能離開中國。那麼，把希望寄託在來生，來生可以做美國人，這一次，也不算是白死了。
也因為這樣，圓通寺的法師深受困擾，因為事實上他們根本不知道怎樣可以超度亡靈投胎做美國人。十多年來，無論法師們如何澄清、如何闢謠，都沒有用，還是有中國人深信不疑圓通寺是死後擺脫中國人身份、「來生不做中國人」的通道。
中國人想投胎做美國人的幻想不滅，圓通寺法師們的困擾也永恒不滅。
陳浩天向特朗普發公開信，要求美國重新審視《美國—香港政策法》，廢除香港獨特經濟地位，因為一國兩制名存實亡。特府商經局發聲明指香港是單獨關稅地區，譴責陳的行為損害香港利益。
我們看到一個怪現象，就是支持香港獨立的陳浩天，認為香港已是中國體制一部分；而反對港獨、全力推動中港融合的特區政府，卻希望美國繼續實行「HK is not China」的《美國—香港政策法》。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就事件回應，指美國國務院2018年就《美國—香港政策法》提交國會的報告結論指出，美國判斷香港仍有足夠的自治程度，去支持美國繼續在雙邊協議和計劃上給予特別處理。
這句話的精髓在「仍有」，暗含的意思是：「若無」，即如果有一天，美國判斷香港失去了「足夠的自治程度」，美國就不再執行這政策。事實上，在美國國務院2018年向國會提交報告的主調中，已列出香港多項與高度自治不符之處，包括一地兩檢、《國歌法》、拒絕周庭等參選，以及涉及美國利益的一件事：在北京的要求下，拒絕了一宗美國移交逃犯的申請，更將逃犯轉至北京當局手上。美國與香港有相互移交罪犯的協定，而香港與中國沒有這樣的協定。
美國仍然願意實行《香港政策法》，並不表示美國對這條例不會選擇性地執行。《香港政策法》規定美國尊重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地位；繼續把香港視為單獨的經貿領域；美國承認香港發出的製成品的原產地證書……。但今年3月，美國大幅增加鋼鋁產品的進口關稅，就將香港同中國一齊列入加稅名單內。
《美國－香港政策法案》是美國在1992年制訂的國內法，法案聲言保持對香港政策「不變」，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的基礎上、香港在97後高度自治，也保持「一切不變」而提出的。現在既然中國已一再宣稱《中英聯合聲明》沒有現實意義，而「高度自治」也在北京宣稱有「全面管治權」之下不保。加上中共港共都要香港融入大灣區，美國重新審視《香港政策法》，不正是中共求仁得仁的結果嗎？
美國《時代》雜誌訪問陳浩天，記者問他獨立的計劃和路線圖，陳一概說不出，於是雜誌形容他是被誤認為智者的無知的人，或盲動而最終沒有人到達目的地的「兒童十字軍」。
不錯，陳浩天可能不是智者而是儍人，他的主張可能沒有現實基礎，他這個不足十人的政黨提出主張都受到強大萬倍的力量無情打壓，他哪裏可能有實行港獨的計劃和路線圖呢？但不可行、不實際並非等同不合理。世界上所有人類的種種權利，不都是在當時看來不可行、不實際的情況下，有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地爭取得來的嗎？
若認為陳的主張不可行於是就自動將之轉化為「不合理」，那麼，有其他在香港可以實現真正民主的計劃或路線圖乎？
港獨現時是微弱的聲音，它的作用或許只是警告中共強權：不要做得太過太過了；或許是提醒美國與西方世界想一想：香港自主權的消失，是否符合他們的利益？
如果認為這種警告和提醒都不應該有，那就繼續向年輕人丟石頭，繼續看着香港沉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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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退休的懲教主任吳廣明，在他的網誌上分享拙文，回應我提到「在英國，鼓吹蘇格蘭獨立的人……，可以當選議員，並不因為他們的言論違憲而被指違法」，他談到去年在蘇格蘭的一個小鎮上，遇到一位衣服上印有「Scottish independence」的人士，他問這位大叔，推行蘇格蘭獨立，有沒有受到政府的壓力，大叔覺得這問題很奇怪，因為他們不但從沒受到政府壓力，反而要向蘇格蘭人民推行獨立理念很難，許多蘇格蘭人認為，現時在經濟、民生和政治方面，英國處理得很好，獨立未必可以變好，反而會有壞處。大叔說，他們支持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這個政黨有超過十萬黨員，是英國國會第三大政黨，在國會有監察能力，主張獨立的訴求能令政府在政策上修正。當講到在香港就算討論獨立都有機會被政府拘捕，他的回應只是一個字：ridiculous（荒謬）。
這說明，政府在經濟、民生和政治方面處理得好，毋須擔心地方要獨立，獨立訴求反而可以促使政府改善施政。
1984年，在香港反對聲浪和移民潮之下，中英簽訂了聯合聲明。那一年12月，我去新加坡旅行，與幾位當地的華人學者聚談，有來自台灣的學者表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香港人不應該抗拒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文革從大陸逃港的歷史學者翟志成這樣說：「如果過去30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香港不會有人反對中國收回；如果今天香港人抗拒中國收回，那麼抗拒的香港人不應該有民族主義罪咎，而是中共領導人應該有民族主義罪咎；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意接受共產政權直接間接的統治，卻以一個堂皇的理由去指摘他人對共產政權的抗拒，那就是『以理殺人』，你有權以理殺自己，但無權以理殺人。」
這其實是常識。但許多人在國家主義觀念下，就把常識拋棄了。
《基本法》這些年最受關注的是23條，這一條規定香港特區應「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但這一條有一個其他條文所沒有的前提，就是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也就是說，一日在香港沒有立法，這一條就不生效。
更應關注而被忽略的是第22條的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這一條沒有先要「立法」的前提，因此是主權轉移後立即生效的。
但現實如何呢？23條在政治現實中未有立法卻實際上生效了，而毋須立法即生效的22條卻實際上失效。21年來香港的所有問題都出在這裏。
於是，我想到翟志成的邏輯：如果97後這21年中共恪守《基本法》特別是22條的規定，那麼香港不會出現港獨意識；如果現在港獨思潮在年輕人中不斷上升，那麼有這種意識者不是罪人，而踐踏《基本法》22條的才是罪人；如果高官們的身家、親屬都紛紛「棄國」了，卻要香港和香港人留在「一國」，那就是比以理殺人更無稽更殘酷的統治術。
中共港共高官兇神惡煞地指斥的罪行，慣於為奴的應和者對講出真實感受的年輕人磨刀霍霍，都是以民為奴思想的以理殺人。在全世界絕大多數以民為主的社會看來，這是終極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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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留言指拙文講「不支持港獨」的人都是基於奴隸意識，是一種主觀推想，別人怎麼想你如何得知？並表示，許多人的反對港獨，是經過理性思考和討論的認知，應該尊重他人也有言論自由。
如果是討論統一好還是獨立好，恢復英殖好還是聯邦制好，那麼當然是甚麼意見都應該尊重，不應去猜測不同意見者的意識或動機。但現在是討論言論自由的問題，即是否或應不應該讓陳浩天有宣揚甚或鼓吹某種意見的自由，而不是問你是否贊成他的主張。因此，FCC的回應就是他們的演講邀請，並非表示贊成或反對講者的意見。但許多人偏要在講這件事時，先加一句「我不支持港獨」，那麼我認為這句多餘的話，就反映出一個人的深層意識中，有來自不能對抗、只能屈從中共強權的奴隸意識。
意識不同於思想，它不是一種理性思考的結果，而是一種內化的本能反應。很多人「反對港獨」是出自政治經濟利益的考量，這姑且不論。我講的是撇除利益考量的意識反應，提出這種深層意識深植的根源。
在40多年前，台灣的黨外人士（民進黨前身）還對中共有幻想，認為中共會支持他們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那時我就開始關注統獨問題，參加過無數次的研討會，訪問過兩岸的知識分子和政商人物。自1979年九七問題浮現，我也一直深度關注香港前途問題。許多人提出過聯邦、邦聯、主權換治權等等方案。對台獨、港獨的討論，就從沒有聽過任何在道理上認為這有甚麼不對或有甚麼不好，唯一不贊成不支持的理由，就是中共不容許。這理由為獨立的討論設下「禁區」。但它顯然不關是非對錯，只關乎成敗得失：是因為專制強權不允許，而不是因為這樣做不對，所以不支持。排除了這一點，如果有理性討論認為獨立有任何違反正義、人權或不道德之處，那就是我幾十年的探討與認知所未及，盼望指教。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提出的「港人治港」，是當時在中共堅持「收回主權」之下，香港人被迫接受的「回歸」辦法，也是當時中共領導人認為可以對台灣「率先垂範」之路。
毛澤東在98年前寫過12篇文章，反對湖南軍閥提出的「湘人治湘」，他認為這仍然是官治而不是民治。他說，我們「不僅不願被外省人來治，並且不願被本省的少數特殊人來治」。真正的自治必須實行全面民選。如果不是實行鄉長民選、縣長民選、省長民選的「全自治」，他「斷言這種自治，是不能長久的。雖則具有了外形，其內容是打開看不得，打開看時，一定是腐敗的，虛偽的，空的，或者是乾的。」毛澤東關於「湘人治湘」的「斷言」，想不到在將近一個世紀後的香港成為現實。
毛澤東在那一系列文章中，主張湖南獨立，各省獨立，各地努力「造邦」，然後再考慮是否聯邦。
這也許是在中國專制主權下行不通的事。但行不通是因為強權打壓，而不是有違正義。正義的主張，必須有表述的空間，必須有儍人去堅持，這樣才有機會去除人們認為「既不可行就本能反對」的深層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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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失去權勢而成為鍵盤戰士的梁振英，連續向外國記者協會（FCC）開火，使未有註冊而且似乎只有一兩人的「政黨」和陳浩天，廣受國際媒體關注。香港民族黨在當局打壓下，今後難免活動受限，但在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心中卻已經進佔了一席位。前天在美加報章刊登廣告宣佈在紐約註冊成立的上海民族黨，很可能是受香港民族黨的概念啟發。上海民族黨力主從中國獨立，「反專制、反大一統」，「脫華歸歐，全盤西化」。
儘管左報和一些向中共表忠討賞的人士，以各種違反常識的理由攻擊FCC對陳浩天的演講邀約，即使有媒體基於權位與利益的考量，作出違背言論自由原則的編輯取向，但他們心中怎會不知道這是「政治正確」而不是言論自由？
所謂「政治正確」，無非是屈從於權勢的非出自本心的選擇。而言論自由的原則，就是任何意見都可以發表，都可以討論，無所謂「政治正確」。
支持FCC有邀請任何意見人士演講的自由，這是持自由法治價值觀的市民、民主派從政人士、論政者所強調的，不過，許多人在表態支持言論自由的時候，總不忘要講一句「我不支持港獨」。這是一句「多餘的話」，多這一句正正說明他的所謂支持言論自由，其實自己的思想意識並不自由，因為也受「政治正確」綁架。這種「政治正確」意識的來由，一是認為中共的絕對權力不可抗拒，二是對中共長期宣傳的「愛國就是好，不愛國就是壞；統一是天經地義，獨立是彌天大罪」這種觀念，已經內化為自己的深層意識。
多一句「不支持港獨」，反映了人們的深層意識中的奴隸意識。深層意識出自本能反應而非出自知識或常理，因為他不會問：愛國有甚麼好？不愛國有甚麼不好？統一有甚麼好？獨立又有甚麼不好？
從人類歷史或社會文明發展來看，或從現實來看，愛國對個人對國家都沒有好處。對個人來說，許多向祖國獻身的愛國者都受到悲慘對待，不愛國就可免此災劫；對國家來說，如柏楊所說，掌權者的「愛國最終變成誤國」，「再愛就把國家愛死掉了」。從中外歷史來看，總是在國家分裂或小國時期才有社會文明的大發展，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意大利文藝復興，都如是；大一統和中央集權之下，人們的創造力無法發揮；即使在專制時代，也是中央權力不太膨脹的宋朝在文化文明上最輝煌。毛澤東在將近一百年前的1920年，於《大公報》連續發表過12篇文章，力主打破大一統的「大中國」，由各省建立許多「小中國」，並說要從湖南做起，推動湖南獨立。
從現實來看，現在你到了外國，是想外國人把你看作中國人還是香港人？你在超市買東西，想選擇香港製造、台灣製造還是中國製造？你真的希望香港和台灣都同中國融為一體，以後所有產品都是「中國製造」嗎？你真的希望以後都以中國人的身份在全世界旅遊嗎？若不是，那就請不要在「支持言論自由」的表述之前加一句多餘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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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千人聯名要求解聘一名教授在中國並不多見。
8月2日，一份清華大學校友寫給校長的呼籲書在互聯網上廣泛流傳，呼籲書稱，教授胡鞍鋼所謂的中國超美研究報告，是用納稅人的錢做出違背常識的「研究結論」，「堪稱誤國誤民」，要求校方解除其職務。目前聯署的清華大學校友已超過千人。
事件主角胡鞍鋼是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事件起因於去年6月他發佈一份研究報告。報告稱，中國已進入全面趕超、主體超越美國的時期，綜合國力世界第一。批評者稱，這份報告"拋常識於不顧，視學術為無物"。
呼籲書聯署者主要是清華大學往屆校友及在校師生，他們稱胡鞍鋼關於"中國綜合國力已超出美國"的所謂學術報告是「上誤國家決策，下惑黎民百姓，遠引他國戒心，近發鄰居恐懼，堪稱誤國誤民」。
呼籲書廣為流傳後，批評者甚眾，也有不少為其辯護者稱，社會留給多元的空間應該盡可能多一些；不應不同意其觀點而要求解職，或限制其自由表達觀點的權利。
今年65歲的胡鞍鋼是研究中國國情的著名學者，早年學習理工科，1988年獲中國科學院工學博士學位，後在美國耶魯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曾在麻省理工學院、香港中文大學任客座研究員。同時也是中共十八大代表。
根據清華國情研究院官網，其主編的《國情報告》「先後獲得黨和國家領導人批示百餘次，對國家重大決策產生持續影響」，突顯了他長期在輿論中的「官方智囊」標籤。
1990年代胡鞍鋼與王紹光合作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曾引起廣泛關注。該書指出中國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財政汲取能力急劇衰退，正在走向蘇聯、南斯拉夫解體之覆轍。該報告被認為對中國分稅制和財政改革起到推動作用。
本次引起爭議的觀點是他去年6月發表的研究成果，其中稱，中國在經濟實力（2013年）、科技實力（2015年）、綜合國力（2012年）上已經完成對美國的超越。到2016年，這三大實力分別相當於美國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
此前，胡鞍鋼也發表過引起巨大爭議的研究成果。2013年，胡鞍鋼在《環球時報》撰文，指中國集體領導制度明顯優於美國的總統制。他批評美國總統個人權力過於集中，特別是對外決策幾乎是由個人作出，而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創新，而是具有深刻意義的制度創新和治道變革。
獨立學者榮劍今年1月撰文評價胡鞍鋼的國情研究稱，「從毛澤東的強國之路到中國道路優越於西方之路，從一黨執政最符合中國國情到中國政治制度高於美國，從中國模式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模式到用中國方案來解決世界問題，全都是意識形態產品。」
CNS 聯署呼籲書激起了強烈的輿論反應。各種身份的學者或官員都參與到對胡鞍鋼觀點的批評中。
批評聲主要集中在該觀點與事實不符，並且存在誤導作用。
「在國內起誤導作用，在國外起更大的誤導作用。」中國加入WTO的談判代表龍永圖稱。中共左派小報《環球時報》則稱，「輿論場對胡的批判反映出，過度的實力自信在中國沒有市場，中國社會對這樣的傲慢有很高警惕。」
也有一些批評聲集中在學術研究的不嚴謹上。「研究過程中在研究模型設計、樣本選取等環節上做手腳，以得出自己需要的結論。這種做法，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容易被發現，但是，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這樣的現象並非罕見，這種浮誇風式的學術研究方法，值得警惕。」中國海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王天定稱，高校對扭曲的學風問題不應該聽之任之，而是應該及時回應、矯正可能存在的學風問題。
XINHUA 也不乏維護胡鞍鋼的聲音，這些聲音普遍稱「對胡的觀點也不認同」，但極力反對「通過聯署信逼迫學校解聘胡」的行為，認為踐踏了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中國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昨晚在其微信公號發言支持胡鞍鋼，指其研究方法可能有問題，但屬學術自由，不應因此被解聘。「這次對胡教授的圍攻極不正常，遠遠超過底線了....他怎麼分析是他的事，是否接受是你自己的事，你不能因為這種學術研究內容你不接受就要求敲碎他的飯碗。」
雖然《環球時報》參與到批評陣營中，但該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個人微博中為其辯護，「如果因為他宣傳這一國情認識就解除他的職務，這是比他學術錯誤可怕得多的社會政治錯誤。」他認為，只要不攻擊中國根本政治制度，他們被主流輿論認為是錯誤的觀點也應有權利在這個社會中存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則稱，「對那些掌握了公共權力而又無法無天的高官，你們都可以視而不見，對待一個學者，你們就如此正義了？！」
原上海社科院副院長黃仁偉則超越稱，2015年胡鞍鋼就開始發表中國全面趕超美國的演講，當時也被認為是正常的學術交流。但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這個觀點上了風口浪尖，「成為一些人的活靶子，甚至要置胡於死地而後快」。然而，最早把中國定為最大經濟體的恰恰是美國的蘭德公司和英國的IISS，「批胡派是否也要批駁一下這些美歐學者呢，批胡者，胡批也。」
CNS 在批評聲和維護聲之外，也有學者和網友直指這是中國政治和文化環境下的「學術投機」。
「這樣的論證，在今天就是一齣新的指鹿為馬遊戲。」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撰文分析，「站不住腳」、「明顯違背常識」的研究成果卻能發佈在清華學報上，是因為「大學者已經吃凖了領導會吃他這一套」。
「學術圈本該是最後一個淪為揣測和投機名利場的地方，但從胡的假成果到清華的真默許，證明了一點——從帝制中國到當代中國，『迎合上好』的傳統陋習根本沒有改變，因為中央集權和權力濫用，沒有根本改變。」有微博網友評論稱。
財經作家蘇小和也撰文稱，「中國讀書人，基於我們的觀念秩序，總是有著揮之不去的帝王師情結，總是有著心中有話說與君王聽的傳統習慣。也許在現實生活中，有人逢迎，有人反抗，但目的導向卻是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