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宗中國旅客只顧滿足自己的旅遊體驗，忽視環境風險，終遇上意外而要當地搜救隊拯救的新聞。中國駐札幌領事館指，一名中國籍男子於北海道雪山被困，當地搜救隊花了8小時才將男子救出。男子被救後卻只多謝祖國，遭日本網民鬧爆。
獲救之後，他致感謝信給中國領事館，表示感激領事館向日本施壓，令他得以及時獲救。
「好在我們的身後有偉大的祖國，向日本警方施壓，要求將救人放在第一位，殊不知，如果救援隊再晚半個小時，他們見到的也許已經是一具屍體……身為一個中國人，我驕傲！我自豪！」
陸男言論一出，立即被日本網民鬧爆。有日本網民指即使沒有領使館施壓，日本的搜救隊都會救他們；有網民不滿陸男連一句多謝日本搜救隊的說話都沒有；更有網民直言：「為什麼要花稅金救這種人。自己付搜索和救援的費用啊！」
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幾天後，普京當選俄國總統，國際輿論多關注各國領袖是否對這兩個強人祝賀。本來，祝賀是禮節性的，並不意味着關係的融和。但不祝賀，就意味着關係有點緊張，隱含不認同新當選者的合法地位。
過去，每次中共領導人，無論是當選黨總書記，還是國家主席，西方大國包括美國總統都會發賀電或親自打電話致賀。去年十九大習近平當選總書記，也獲美國總統特朗普致賀。但這次連任國家主席，至少到昨日為止，仍未見中共官媒報道接到特朗普的祝賀，英法等大國領袖的祝賀也不覺有。新華社報道致賀電的大都是一些亞非國家。
而特朗普就不顧白宮多名顧問的勸阻，主動給了普京一個電話表示祝賀。似乎顯示，特朗普政府對於美俄關係和美中關係，有不同取態。
《華盛頓郵報》報道，至少有4位美國政府官員透露，明天開始，特朗普將正式啟動對中國的貿易制裁，對超過100種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徵收累計達600億美元總額的年度關稅。這將成為現代歷史上，美國總統針對中國啟動的最大手筆的貿易戰。
去年12月，特朗普簽署《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內容主要包括重啟台美軍艦互停的可行性，並邀請台灣參與「紅旗」軍演。
今年1月和2月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通過《台灣旅行法》，3月5日提交總統。原本特朗普即使不簽署該法案，只要不動用否決權，該法案也將於這個月16日自動生效。但16日特朗普主動簽署法案。該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增進與台灣各層級官員的互訪，允許美方所有層級官員訪問台灣，允許台灣高階官員在「受尊敬的條件」下前往美國，與包括國防部、國務院的高官會見。
按規定，美國國內法律的地位要遠遠高於美國政府對外簽署的任何協議，即《國防授權法》、《台灣旅行法》的法律地位要遠遠高於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這是中美建交40年來美國第一次公開以官方的形式和從法律的層面上與台灣合作和交往，嚴重衝擊中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在習近平鞏固他的絕對權力的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對中國的態度正發生微妙變化。特朗普的沒有賀電是一個有象徵意義的舉動。在自由民主仍然是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今天，普京不管怎樣變換方式使自己的任期無限，畢竟還是選民直接投票選出來的。中共修憲讓習近平變成終身制主席，西方輿論大都認為中國將成為真正的極權主義國家，打破西方世界認為「國家越富裕就越走向民主」的政治觀念。
習近平以「全票通過」當選，在中共看來是一項破紀錄的了不起的「成績」，在民主體制下生活、有獨立自主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看來，就恰恰證明了這國家已進入一個人民無權、所謂「民意代表」全受控制連一點反對意見都不容的極權狀態。
人大閉幕，新任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向習近平唱讚歌，指他是「黨的核心，軍隊統帥，人民領袖，國家掌舵者，人民的領路人。」這些封號已多過毛澤東曾經享有的四個「偉大」頭銜。
早幾天，《人民日報》社論就以《國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領路人》為題，滿篇都是對習近平的頌詞，除了不斷無具體內容地重複標題所示之外，還提到對習核心要「一步緊跟一步行」，等同文革期間「緊跟毛主席」的翻版。
什麼人需要領路人？李嘉誠不需要，馬斯克（Elon Musk）不需要，貝佐斯（Jeff Bezos）不需要，生活在香港向來的制度下的我們也不需要，除了兒童，和盲人或智障人士。兒童長大也不需要成年人拖住過馬路了。盲人可能需要導盲犬，未必要領路人。智障較深者大概就難免了。
公司的老闆或總裁是不是公司的領路人呢？縱使算是，但他是老闆，不是員工的「勤務員」。習近平不是在人大閉幕講話中，強調自己是「人民的勤務員，接受人民監督」嗎？怎麼在別人眼中卻是人民的老闆呢？
每一個人生下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除了小時候需要成年人照顧之外，長大後就有獨立的思想，有自己對自己命運的主宰。社會只有盡量讓每一個人都有自由發揮的空間，人類的文明才會有進步。如果一個國家幾億人都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而只能有「毛澤東思想」，或者十多億人跟着領袖「一步緊跟一步行」的話，那還是一個正常的人類社會嗎？
許多人都讚揚美國前總統列根任內的成就。他當選總統的1980年，是美國國內經濟問題非常嚴峻的時刻，面臨高通脹率和高失業率。選民和輿論都盼望列根上台能夠採取措施挽救經濟。但他上任演說中卻說了一句讓人掃興的話，他說：「不要期望政府幫我們解決問題，政府存在的本身正是我們的問題。」這句話是他上台施政的指導原則，他盡量減少政府的角色，包括撤銷對商業行為的管制，減稅，降利率，使美國經濟在歷經急遽衰退後，於1982年開始了茁壯成長。甚麼叫做政府？居於政府最高位的列根說：「所謂政府就像一個龐大的嬰兒的腸胃，一方面胃口大，另方面卻沒有一點責任感。」他要的是胃口小而責任大的政府。
人類社會需要政府去維持秩序。政府依照法律行使執法權，如果超出法律賦予的權限範圍，就是「濫用職權」。法治社會就是在法律制度下，每一個人可以各顯神通。政府和按時選出的領導人，只是為選民服務、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有固定任期的公僕。他不是人民的領路人，因為人民不是盲人或智障者。
充滿智障和盲瞎的國度，才需要領路人。又或者有了無限任期的領路人，才需要人民的盲瞎和智障，因此才要「七不講」，要嚴厲的言論控制，要越來越多禁閉的詞語，要全票通過，目的是製造一個需要領路人的國度。
加拿大國歌被中國人改編成中文版，硬着頭皮聽了半分鐘，無法堅持下去。第一句「大加拿大，我的家園土地」用中文唱出來，令我毛骨悚然，極度不安。那是一種外來者入侵的感覺。
加拿大本來就是移民國家，匯聚了不同地方、不同種族的人。可是任何人一旦入籍加拿大，必須效忠加拿大這個國家，使用她的法定語言、文字，尊重當地的文化及價值。這是每一個移居他國的人都必須遵循的原則，不論他們移居到甚麼地方。
好好一首加拿大國歌，不用英文唱，改用中文唱是甚麼意思？加拿大幾時成了中文國家？這麼做，尊重加拿大國歌，尊重加拿大語言嗎？
移民是個人選擇，要移民去加拿大並不容易，每一個移民者都是費盡思量、用盡方法才成為別國公民。沒有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而移居他國吧？如果在語言上、文字上、文化上、價值上永遠不能離開自己的母語國家，仍然依戀出生地，離開出生地、原居地便無法好好生存下去，那麼唯一可取的做法是永遠留在當地，留在自己的國家，而不是去到別國，再複製自己的家鄉，把別人的國家搞得不倫不類。喧賓奪主，是做客大忌，更是移民者大忌。
迄今為止，加拿大仍被視作對外來者最溫和禮貌的國家，這種表面的客氣能持續多久，誰知道？
來到Perth兩個星期，有兩次被錯認為日本人。我住的公寓有個管家，他做的事情比香港的大廈管理員多，所以不像香港的管理員那樣坐在大堂。公寓二樓有一間房間是他的辦公室，平時他坐在辦公室。我們照面的次數不多。不過我猜他對進出大廈的人有相當的了解。
有一次，為了WiFi的線路問題我去找他，我這才知道他一直以為我是日本人。還問我來到澳洲後，以日本人的標準覺得澳洲人工作效率如何。另一次是在街頭遇人搭訕，對方開口就問我是不是日本人。
被錯認為日本人，我心中竊喜，老實說我喜歡這種誤會，甚而覺得是一種恭維。那至低限度代表我言行舉止不擾攘、不浮誇，安靜得體，懂得為他人設想。澳洲人也許無法從面孔衣着分辨亞洲人，但他們知道亞洲不同國家的人，行為、聲浪、表情、身體動作是有所分別的。
日本人是怎樣的？在公眾場合，他們把自己縮到最小，盡可能地隱匿自己，你幾乎發現不到他們的存在，這就是日本人了。「喧賓奪主」這個詞是中國人創造的，但日本人才知道怎樣得體地做客，怎樣在合適的場合做符合身份的事。
安靜的日本人雖努力隱藏自己，但澳洲人眼中的日本人，務實可信，做事有效率，令他們尊重。這就是澳洲人對日本人的印象。
如果喜歡在全世界各地留下腳毛的香港人也能令人產生這樣的印象，那有多好！
高興看到文章引起爭議。誠如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說：「知識分子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在意見同溫層相互取暖是無趣的事。
昨天拙文說：「甚麼都可以妥協，除了自由和我們的明天。」有留言就問：香港還有甚麼明天？你既然說「年輕人找不到出路」，又說「年輕人是香港的明天」，難道你在說「香港沒有明天」？
從實力地位來看，香港在一個越來越專制又強大的主權國侵凌下，和理非非爭民主多年來是累戰累敗，累爭而市民的權利累喪；激進的抗爭，其實與世界上其他地方例如韓國、日本、歐美等地的群體抗爭相比，暴力程度只是小兒科，但已被鎮壓、被控告、被判刑、被嚇阻，也讓人覺得沒有出路。在強弱不成比例之下，加上比韓國、台灣等爭民主更不如的，是已經沒有了外國的奧援。香港的民主，甚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有明天嗎？真是樂觀不起來。
但我說的不是對明天的樂觀或悲觀的估算，而是講可不可以拿「明天」作妥協。引用的這句話，出自美國前總統列根。作為政治人物，列根一生作很多妥協，但他最堅定的信念是，在「自由和我們的明天」的問題上不能妥協。自由的基礎就是人民的自主，明天則百分百是屬於年輕一代的。這兩件事，我們不能妥協。具體來說，我們不能放棄自由的意志去接受一個強加給我們的體制規限，不能違背個人意志去委屈求全，不能為年輕一代去定義明天。
希望和前景儘管渺茫，但在「自由」與「明天」上妥協下跪，那就意味自由意志頃刻失去。
朋友在選票上寫了「梁天琦」的名字投進票箱，我起先認為這是對選舉結果毫無幫助的行動，甚至是虛耗了寶貴的選票。但其後我與兩位分別來自台灣和大陸的寫作朋友談起來，她們感到震動，覺得這個象徵意義太大了，我應該寫出來。這位投票的朋友，一向對投票這件事十分認真，認為這是她應享的政治權利，不僅不缺席，而且堅持按自己意向投票。她投下的這一票，代表抗議與期望，對香港的象徵意義是甚麼呢？
十多年前，大陸一些支持民主的知識人訪問台灣，他們在與民進黨的座談會上說：大陸不民主，台獨不可能；大陸民主了，台獨就沒必要了。在座的民進黨人的回應是：大陸不民主，統一不可能；大陸民主了，統一就沒必要了。
這意味着台灣人的心向是：不管大陸怎麼樣，我都不會跟你融合一起了。但三十多年前不是這樣的。那時候有一些反國民黨、爭取台灣民主的人士訪問大陸，他們對中共支持台灣民主抱有希望，然而當中共專制政權的本質暴露後，他們的希望破碎，從此已獨不回。
投票給梁天琦也意味着類似的趨勢。這種抗議，在今天沒有實質意義，但越來越多的人依從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行事，誰能說人心所趨不會贏得最後勝利？
儘管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但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悲觀而不消極，懷憂而不喪志。這是我們的明天。
《人民日報》前天發表評論，說中共國的「新型政黨制度」這種政治模式，不僅受到國際傳媒稱許，也符合本土情況，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數日前，這份黨報的一篇專稿說：「西方民選制度面臨難以為繼的歷史性危機，中國……取消所謂任期限制，就是對過時的、刻板的西方民選制度的最大糾偏，是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的重大進步，也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最新成果，對全世界各種政治制度都有啟發意義和示範作用。」
繼續有馬屁精說這是中共國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方面把網民的議論進行恐慌性的刪除屏蔽到草木皆兵程度，一方面往自己臉上貼金，若這也叫做「自信」，那麼「自信」與「自卑」就是同義詞了。
如果領導人終身制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最大貢獻」，對全世界都有「示範作用」的話，那麼它就不僅是「中國特色」，而且應該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未來。
中共歷來最擅長以國際影響，來激發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以轉移人民對自身處境的關注。文革時經濟已到崩潰邊緣，幹部和百姓被政治鬥爭搞到疲憊不堪，生活越趨貧苦，而中共仍然一直宣揚中國「應當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習時代的「對人類貢獻」論，也不過是老招式。但「橋唔怕舊，最緊要受」。阿Q精神千年不滅的中國民族，就是吃定了這一套。
2018年上海合作組織𥧌會確定6月份在青島召開，會議主題就是落實習近平提出來的「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一帶一路」戰略。
現時全世界各有各的「命運共同體」，如何建構一個全人類的共同體？以甚麼準則去建構？不用說，當然不能夠以「過時的、刻板的西方民選制度」去建構，而理所當然地應該由「取消任期限制」的具「示範作用」的中國政治制度去建構啦。
倘若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那麼全人類各國家都要取消民選，實行三權合作，由一個偉大政黨和偉大領袖統一領導；各國都要取消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統一在偉大政黨領導下發聲；各國官員都不再需要對選民負責，而只需要對上級負責。而歸根結底是：不再有「人人生而平等」，而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不同等級享受不同的待遇，一層踩着一層，人活着的目的就是往上爬；不再是人人為自己而活、為自由而生，而是生下來就被教育個人及所有的一切均屬於「國家」。
但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多黨民主選舉、領導人受立法司法監督、人民享有自由。世界上沒有民主選舉、領袖終身制國家，從戰後數十個一路銳減至一個，現在可望增加多一個，就是被大陸網民譏為「西朝鮮」的中國。世界上會有哪個國家和哪裏的人民，會接納這份「人類政治文明的最新成果」呢？
向世界作「政治示範」，是在發「中國夢」，還是給世界帶來夢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