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31日 星期日

世道人生:2018的待望 - 李怡

世道人生:2018的待望 - 李怡

世道人生:2018的待望 - 李怡

讀友們新年好!
在新年祝賀訊息中,最有意思的是一個在運轉的時鐘,從2017年運轉到2018年:「2017:壓力、焦慮、失望、疾病、腐敗、憎恨、挫折、失敗、懊悔、混亂、黑暗。2018:光明、健康、成功、富足、安寧、精采、鍾愛、平靜、積極、美滿、希望。
「有12個章節、365個機會在等着你。」
過去一年的回望也許確實如此,新一年的展望會這樣嗎?我只能說是待望──美麗的意願。
想起一個發生在2017年初的美國故事。
那是新總統特朗普就任幾天後的事,在華盛頓特區,一家標明是自由主義的餐館,走進三名男子,他們每個人都帶着鮮紅的,寫着「讓美國更偉大」的帽子,顯然都是來參加1月20號就職大典的特朗普支持者。他們從德克薩斯州飛來,領隊的是37歲的Jason White。
餐館侍應中有一位黑人舞蹈家Rosalynd Harris,她要賺錢來養活她對舞蹈的熱愛,於是在這家標榜自由派的餐館找了份工作。不用說,她是反對特朗普的。她看到戴着支持特朗普帽子的三個人走進來,並且坐在她服務的位子上,開始有點不知所措,但她決定像對待其他顧客一樣,予以微笑的服務,儘管這事對她來說很不容易。
這幾個男人舉止文雅,用餐過程沒有給Rosalynd添加任何麻煩。但Rosalynd認為,他們不會給小費。雖然不給小費的事很少發生,但這是一家與他們的政治觀點對立的餐館。
但是,當她拿到賬單時,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Jason White付了450美元小費,而整個消費才只有72.60美元。然後她看到了賬單上寫的字:
「我們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在某些問題上可能有分歧,但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像你這樣分享美麗的微笑和善意,我們國家就不會分裂,會是一個不分種族,不分性別,一個美國人的國家。願上帝保佑!」
Jason的饋贈和留言,讓Rosalynd感動,她後來說:「這事改變了我的觀點。共和黨,民主黨和自由主義者這些不同群體,還是有希望能相互理解。Jason他不是為了感動我,而只是告訴我他很開心,他希望所有人都開心。這非常感人。」Jason說:「當時我坐在那裏,想着過去幾天發生的事。我不認識她,她也不認識我,如果大家對人都有先入為主的看法,那這世界永遠不會變好。」
過去一年,美國主流媒體一直與特朗普處於對立狀態。但12月17日,在大選期間支持希拉莉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Ross Douthat發表文章說,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年就贏得了對抗IS的戰爭,令他既驚又喜。伊拉克總理阿巴迪12月9日正式宣佈,和IS長達三年多的戰爭結束,收復所有被IS佔據的領土,並且逐出所有IS極端分子。他認為,美國媒體窮追不利特朗普的新聞,不報道IS被他擊敗,「是新聞界的一場敗仗,媒體之所以沒有充份報道這個重大勝仗,是因為它不脗合我們新聞業目前全心投入報道唱衰特朗普的論調。」這是言論自由下的新聞界的反省。
包容和反省是讓世界和社會變好的希望。2018年的香港,有這樣的希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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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vs普通話:當香港的語言遇上政治 - BBC 中文网

廣東話vs普通話:當香港的語言遇上政治 - BBC 中文网

廣東話vs普通話:當香港的語言遇上政治

Two girls use their phones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Hong Kong on July 26, 2016. 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對於一些香港年輕人來說,講普通話成為某種禁忌

1997年,當香港從英國手上交還給中國時,這裏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說哪怕一點普通話。

現在,二十年過後,這個比例幾乎翻倍。

但就在人們越來越能夠用普通話交流的時候,香港的一些人正在對此失去興趣,甚或直接拒絶說普通話。

香港理工大學的漢語及雙語傳譯教授陳瑞端表示,對於她其中一些學生來說,講普通話幾乎可能成為一種禁忌。

「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普通話的整體水平正在提高,」她說,「但是其中一些是根本抗拒。」

這是因為,對於很多人來說,普通話變成了一種象徵香港「大陸化」的不安提醒。

社會上對普通話抗拒的同時,是人們開始質疑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認同,這同時令香港和中國大陸政府警惕。

去年六月,香港大學一項年度調查發現只有31%的人說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自豪,比之前一年有顯著下降,也是自這項調查於1997年開始以來最低的一次。

通往成功的語言

廣東話vs普通話:區別在哪裏?

即使對普通話的反感正在形成,人們也不情願地意識到,流利地說好這種全球有10億人在講的語言可能是在香港通往財富與成功的關鍵。

我最大的小孩滿兩歲時,我開始尋找合適的幼兒園。

令我驚訝的是,香港最搶手的學校都教英文或者普通話,而不是幾乎全香港人的第一語言廣東話。

而更令我震驚的是,據香港教育諮詢機構Top Schools的創始人魯思·本尼(Ruth Benny)所說,她99%的客戶,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派駐人員,都強烈地傾向於普通話。

「我相信廣東話在正規教育的語境下並沒有被非常重視,」魯思·本尼說。

她表示,廣東話的家庭很樂意讓他們的小孩能夠「流利地社交」,但更傾向於讓他們把普通話當中學中文,學習標凖的中文書面語。

在香港主權從英國手中交還給中國20年之後,越來越傾向於普通話的教育系統要以廣東話為代價,這在香港居民當中引起了憤怒和不安。

他們擔心,這座城市獨特的文化和身份認同最終會被納入中國大陸,一些人疑問,這種語言是否正在和這座與之緊密相連的城市一起消亡。

語言之爭

1997年主權移交之前,很多香港本地學校都在官方的介紹當中使用英語,但在實際教學中也使用廣東話。

普通話很多香港家長視為通往成功之路的鑰匙

被稱為普通話的國語在1980年代引入各所學校,但直到1998年才成為教學綱要當中的核心部分。


廣東話與普通話:誰先出現?

參與支持廣東話示威的抗議者

粵語廣東話被認為是起源於公元220年漢王朝覆滅之後,當時長時間的戰亂令北方的漢人向南方逃離,由此將他們的古老語言帶到南方。

被稱作「官話」(Mandarin)的普通話,最早的紀錄則要晚得多,在14世紀中國的元朝。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普通話在全中國普及。


「正如所料,在回歸之後,普通話更受重視,也更普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謝錫金說。

到1999年,香港教育局已經開始公開宣傳,其長遠目標是要以普通話而不是廣東話作為中文科的授課語言,不過未有提出實施這一目標的具體時間表。

大約十年後,政府顧問小組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宣佈,將支出2600萬港元予各學校,轉為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該小組表示,在四年內可能最多有160所學校加入這一計劃。

廣東話關注組織則估計,70%的小學和25%的中學現在都使用普通話教授中文。

政府偏向?

在官方修辭上,香港政府鼓勵學生掌握中英雙語,而且是英、粵、普三語。

在香港數所大學授課的廣東話專家包睿舜(Robert Bauer)表示,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和教育局基本上是「收買」學校,讓它們從廣東話轉向以普通話教授中文課。

「他們在聽北京的命令,」他說,「廣東話令香港和大陸不同。中國政府討厭這個,香港政府也是。」

英國將香港的主權交給中國,已經過去20年

支持這一觀點的人會提起2014年教育局的一次尷尬事件。

教育局在官方網站上具體列明香港的語言政策時指,廣東話是「中文方言,不是一種官方語言」。

這引發強烈反響,因為香港居民顯然認為,他們的語言是一種正規的中文,而不僅是一種方言。教育局之後不得不道歉,並刪除了相關的字眼。

香港語言使用比例
1996年 2016年
英文 38.1% 53.2%
廣東話 95.2% 94.6%
普通話 25.3% 48.6%

1997年,這座城市曾經希望和期待,它很快就會與中國其他地方不一樣,享有全民普選。

但是中國政府對於改革的演繹激怒的公眾。

2014年,數以萬計的人走上街頭,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抗議。

政改方案在2015年被民主派政客否決,而如今的香港,似乎被困在了一個政治死局當中。

據語言學專家劉擇明所說,廣東話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僅存活了下來,而且是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興盛了起來。

大約從10年前開始,以廣東話口語而不僅是標凖的書面漢語書寫文字,漸漸在廣告中吸引了大眾。

劉擇明說,這一潮流的發展在過去四年大大加快。

「我們現在能夠在書面上使用我們的語言了,」他驕傲地告訴我說。

在過去,廣告和報紙只使用標凖的書面漢語,它很容易被所有認識中文的讀者理解,而不說廣東話的人卻可能很難看懂粵語口語的文字。

劉擇明認為書面廣東話的興起是與本地廣東話文化認同的增強一致的,而不是更廣大的中國人身份認同。

劉擇明正在與一些志願人士一起,編撰一份網上的廣東話辭典,記錄它的演變。

另一方面,作為廣東話專家的包睿舜則將在不久後出現一本粵英字典,同時以網絡版和印刷書的形式出現。

正在消亡的語言?

據這些專家所說,廣東話完全沒有在消亡——至少在現在而言。

「從語言學的角度,它完全沒有處在危險的狀況。和中國其他地方的語言相比,它活得相當不錯,」劉擇明說。

不過,他以及其他一些人卻擔心,普通話在香港興起的長遠後果,特別是越來越多的學校似乎更傾向於以普通話授課。

「說寫廣東話現在變成了一種政治行為,」包睿舜說,「假如現在的潮流繼續下去,孩子們在眼看的將來就不會再說廣東話。那它就會有危險。」

香港街頭一個推廣粵劇的廣告

他提到了廣東話在廣東省的歷史。他認為在那裏,普通話的普及太過成功,很多小孩現在不再說他們的母語。

不過,香港理工大學的陳瑞端則相對更為樂觀一些。

她說,與預料的不一樣,在主權移交之後的政治和法律等領域,廣東話保存甚至擴展了它的統治地位。

陳瑞端認為,廣東話發生了「質變」,從一種地位低下的方言變成了一種有著標凖語言全方位功能的高端形式——這在中文的語境當中是頗為獨立和前所未見的事。

廣東話或許不會完全享受到一種國家官方語言的「優越」,但它仍然頗為重要,對於在香港生活與工作的每一個人來說,仍然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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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0日 星期六

周日話題﹕終於走到袁國強也吃不消的「一言九鼎」 - 20171231 - 副刊 - 每日明報 - 明報新聞網

周日話題﹕終於走到袁國強也吃不消的「一言九鼎」 - 20171231 - 副刊 - 每日明報 - 明報新聞網

周日話題﹕終於走到袁國強也吃不消的「一言九鼎」 - 20171231 - 副刊

【明報專訊】收拾完議會,就輪到收拾法庭了,我早前說過的。

在西九站「一地兩檢」明明違反《基本法》條文,明明違反「一國兩制」之下, 內地人員不得來港執法、內地法律除附件三列明者不在港實施,香港人在香港只須遵守香港法律、受香港法制保護;質問政府推行一地兩檢如何能不違憲違法,七年來官員的答案飄忽,袁國強祭出第20條最後一着,無人信服,唯待人大常委會確認。如今揭盅,原來真的沒有任何基本法法理條文可據,原來可以索性宣稱:不需要任何理據,人大常委會「確認」合法本身就是足夠的法律根據!李飛指點我們,這叫做「一言九鼎」,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其決定就是法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回復到中古王權時代:朕即法律。法治大倒退?非也,是法治irrelevant。

當然,大家都知道「法治」的基本意義,一是國家權力受法律約束,二是人民的權利自由不受非法侵犯,失去法治,人民就成為任強權魚肉。但我不是說這個。

法庭被削權

我要說的是,「一言九鼎」替代法治的直接後果是法庭被削權,從而失掉受人敬畏的地位。人民信賴法治,因為有明確的法律可依,服從法庭裁決,因為法庭無視貴賤貧富,只對法律公義忠誠,獨立裁斷,不受干預。一旦權力機關有權隨時凌駕法律,說合法便合法,說不合法便不合法,說了之後,法庭只有遵從並以司法命令付諸實行,那只是對極權忠誠,人民有什麼理由尊敬?法庭還有什麼憑法理獨立裁斷是非的空間?僅餘的「法治」有何可以倚賴?每年法律年度開啟禮,輝煌的儀式典禮背後,還剩下幾多法律的威嚴?窮經皓首鑽研法律學問,有何意義?

收拾了立法、司法兩權,而特區行政權早在掌握之中,或有人欣慶「全面管治」超速大功告成,然而,這也正是強國夢消散的序幕的揭開,因為極權專制縱能令一國鴉雀無聲,但歷史上沒有強權能征服整個世界的先例。只有文明法治能征服世界,令最強的經濟大國要接受約束,令發展中的小國得享保障和拓展未來的希望。歷史的諷刺,令香港特區成了政治文明落後的中國發展法治的契機,扼殺香港的法治,毁掉的絕不止是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陪葬的肯定還有國際對大國這一隅的信心,牽連至對中國的強國夢的改觀。財富、軍力會令一些人自信凌駕一切。繼2017「一言九鼎」大禮,同樣手段,在2018,以至2018打後,必然陸續有來,誰可以叫停這步向滅亡之路?

中共中央今日可以走到圖窮匕現的一步,並非偶然,而是早有伏筆,經過一而再小心翼翼的測試水溫。走至今日,我們都有份合謀。

大律師公會訓誡市民不得批評法官,然而法庭的裁決是公共檔案,其影響深遠,得失利弊,法律界卻一貫諱莫如深。這些紀錄反映特區之初,終審法院始於承擔守護基本法之下的憲制完整,「一國兩制」之下普通法法治在中國的特區發揚光大;然而在屢經打擊之後,節節敗退,終至不戰而退,缺乏超人的智慧和勇毅抵禦日漸赤裸的釋法強權。而在這段歷史之中,屢屢可見,香港社會的法治意識其實薄弱含糊,市民深信威權最終會壓倒一切。少數人不顧強弱懸殊而捍衛法治,最終被標籤為滋事分子,給威權說項的人,則日漸攀上高位,得到接受為有利香港經濟發展的務實人士。

今日的「人大常委會決定,不能在特區法庭挑戰」早有伏筆。1997年7月,在馬維錕案中,上訴庭裁決臨時立法會雖然不符基本法規定,但基於人大接納,所以依然合法,因為特區法庭不能質疑人大的決定。於是,臨立會再無顧忌,為特區立法,包括令絕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席牢牢掌握在中聯辦勢力操控之中的立法會條例。

1999年1月29日,吳嘉玲案,李國能為首席法官的終審法院推翻馬維錕案裁決,清楚奠立香港特區法庭有維護基本法完整的權力和責任,有權審核人大決定,違反基本法則不予實施。這是回歸後特區政治及司法獨立的宣言。中央震怒,懲處終院不臣之心,對李國能大施鞭撻,終院負荊請罪,開庭「澄清」無不臣之心,但請罪不夠卑微。6月26日,人大常委會釋法,推翻終院裁決,驚震國際,從此戳破終院的「終審」權,原來任由人大予奪。

吳嘉玲案站直 劉港榕案低頭

1999年12月3日,終院在劉港榕案全面低頭,裁決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不限於在終院請其在關乎特區事務範圍外的條文作解釋,而是全面、隨時、對任何條文均可解釋,而其解釋有追溯力至1997年7月1日,對特區法庭具約束力。

打從1990年4月基本法頒布,第158條的人大常委會釋法權一直是隱憂,但期望人大會自我約束,不任意使用,摧毁中、英、港三方努力建立起對香港法治的國際信心,但經劉港榕案,已無人能心存僥倖。

究竟劉港榕案這個重大裁決是終院為避免受更大的打擊迫不得已作出,還是經小心判斷,以為今後可相安無事,重建終院的威望,今日已不得而知。2001年7月20日,在莊豐源案中,終院着意維護司法獨立,不受進一步削權的尊嚴。當時特區政府要脅法庭,若不自動按照1996年籌委會的意見裁決在香港出生的中國籍公民的居港權,特區政府要求人大釋法,結果也會是籌委會的意見得到確認。終院不為所動,劃下界線,經人大釋法的條文,法庭要按釋法解釋,但人大釋法以外的條文,法庭按普通法原則解釋。結果政府敗訴後並沒有按照威脅,要求人大釋法。

然而,絕大多數香港人只了解莊豐源案是導致數年後雙非兒童湧港的罪魁禍首!

李國能辛苦經營,終於2010年8月提早退休,莊豐源遂成絕響。2013年,外傭爭取申請居留權資格案,律政司反以釋法要脅法庭。社會上,爭議已不在法理而是在於終院會否為避過人大釋法而裁定政府勝訴。3月25日,政府勝訴。法律界有認為終院裁決法理上正確的,也有對此懷疑的,至此,是耶非耶,陰影已揮之不去。但內地所得信息已十分清楚﹕法庭不願挑起釋法;法律界忌憚釋法;廣大市民利益所在,為杜絕無事實根據的「大量外傭家屬湧港」疑慮,法律理據次要,釋法也在所不計。

剛果案求釋法

包致金﹕那一天到來了

於此之前,2011年6月8日,在剛果案中,終審法院以三對二多數裁決,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13及19(3)條。少數意見之一的包致金法官在判案書內說:「一向知道總有一天本法院要就司法獨立作出判決。那一天到來了……司法獨立是在法庭所作的決定見到。(It has always been known that the day would come when the court has to give a decision on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at day has come. Judicial independence……is to be found in what the court decide.)」對於這句話,有些法官會動氣,怪包致金暗示主動要求釋法的法官就不是司法獨立,絕不公平。然而,包致金不惜得罪人的這句話,卻引起不少共鳴。沒有人批評這次人大釋法,但法庭在考慮是否請人大釋法之際,有沒有思算過,終有一天會碰到觸動158(3)條(法院須請人大釋法的條文)的案情,那麼是否也是時機,將釋法納入正軌呢?外人無法猜測,但若然有,那就是白費心機。2016年11月7日,梁頌恆、游蕙禎宣誓風波審訊期間,人大常委會突然釋法,以過千字「解釋」基本法104條「宣誓就職」,內容遠遠超越「解釋」範圍,不但大幅增添修改基本法內容,還越俎代庖,一併指定本地宣誓法文應有什麼效力。

梁游案 釋法遠遠超越「解釋」

2016年11月30日,上訴庭駁回梁、游上訴,判案書並無一語關注該次釋法對香港法治有無造成問題,只強調人大有權隨時就任何條文釋法,其解釋權包括解釋、增刪、補充基本法,一概具追溯力,上訴人的代表律師只懂普通法,沒有資格陳說哪些是「解釋」、哪些是「增刪、補充」。其實這項釋法,違反法治的最基本原則,一是法律必須足夠清楚明確,令市民能夠依從,但何謂「不真誠、不莊重」的宣誓,並無準繩;二是新訂立法,法律不應具追溯力,尤以涉及懲罰性質者為甚。上訴庭的裁決,不啻表明只要是人大釋法,就算違反普通法之下的法治及一切常人相信的公平原則,特區法庭也須盲目實施;如果是這樣,法庭是否還有心有力守護「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區法治?我們是否還能信賴法庭維護法治?如此難以服眾的判決,是否沒有上訴的空間?人大常委會釋法天馬行空,是否在特區實施之際,也無任何稍為收束的理據?退一萬步,要是我們的法治只是海市蜃樓,我們至高無上的終院,是否至少要給我們一個較為文明的說法?

梁麗幗案

「人大決定特區無權處理」

然而,2017年9月1日,終院拒發上訴許可,連給上訴人的法律專家在如此重大的憲制問題上一個說服法庭的機會也不願意。上訴庭的裁決,遂為目前最高權威。終院的態度如此明確,內地當局還有後顧之憂嗎?下至原訟庭,在梁麗幗案中插一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特區無權處理」,中至上訴庭,上至終院,極目看不見一道防線。法律界人士若要維護法庭,就先得維護法治,但法律界逆耳的聲音何其少!

「朕即是法」也能忍受

23條立法有何難?

法治的強弱,反映人民對法治有多重視。自九七以來,公眾對法治的重視日益冷淡:總有更重大的利益,總有冷淡的理由;司法覆核阻延政府花錢基建,不可讓外傭有居港的機會;梁游行為惡劣不值得姑息——可是,一地兩檢又是誰的迫切利益了?只是到此已習慣了不再關心,反正強權都會勝利,法治太過「高深」。議事規則的修改合不合憲都一樣,不外又是司法覆核,然後就人大釋法;可能不用釋法,法庭已有多種原因不予受理。香港人都不認為法律重要,我們怎能旨望那些信奉馬克思法律觀,習慣了權大於法的內地官員當基本法是一回事?「一地兩檢」是為23條立法試水溫,連赤裸裸的「朕即是法」也能忍受,23條立法有何難?君不見,特區政府叫我們必須尊重國家憲法和人大的地位權力嗎?有叫人大尊重基本法和香港人的自由權利嗎?

今天,或者公眾不當法治是一回事,但法治如空氣中的氧氣,有的時候我們不覺其存在,一旦沒有了,那就片刻之間已不能生存。法治淪亡,豈止喪失言論自由參選權利?喪失的可以是人身自由、居港權利、銀行的存款,有想過嗎?是什麼令我們安全?法治喪亡,若特區政府要剝奪我們的權利,還有什麼可以保護我們?維權人士的命運,劉霞的處境,李波、林榮基的遭遇——將我們與他們分隔的只是法治。為何內地當局對拿走香港的法治仍有保留?強權是一直存在的,大家應去想一想,是否要叫強權止步。

人民有鬥志 法治就不會死

法治死了沒有?我相信只要人民有鬥志,法治就不會死。法治未死;因為人心未死,因為有低級法庭的低級法官不畏懼在充分證據之下判決受強權保護者的罪名成立;因為仍有很多不見經傳的政府律師默默謹守崗位,很多公民仍然維護公義,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為身為大律師行業一員,我看到公會打破沉默。法治需要有更多才德兼備,不畏艱難的法官;法治需要堅決守護這樣的法官為法庭的法律界人士,和支持他們的廣大市民。若我們每一個人都裝備自己,守護每一個守護法治的人,法治會戰勝強權,我相信。

30‧12‧2017

文// 吳靄儀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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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6日 星期二

世道人生:聖誕老人凍死在中國 - 李怡

世道人生:聖誕老人凍死在中國 -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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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早幾年一本文集,收有1981年赴美留學的張大青寫的《平安夜》。
他80年代初放聖誕假時,開了一輛舊車橫跨美國旅行。窮,白天開車,晚上就睡在車裏,半夜凍醒了就接着開。就這樣,在平安夜那天,開進了肯德基州。天降大雪,又冷又濕。傍晚將車停在一間汽車酒店門外問路。想了想,畢竟是平安夜,就破例花16美元開了一間房。
天已全黑。飢腸轆轆,走到前台,問甚麼地方可以吃飯。少女職員正要下班回家,說:「今天平安夜啊,哪裏還有甚麼商店餐廳開門?」邊說邊鎖門就要往外走,忽然想起了甚麼:「哦,對了,兩條大街對面有一家印度餐館,他們可能還開着。你知道,他們不是基督徒。」
作者冒雪走過寂靜到不見任何車輛的大街,路過的房子裏面的燈光柔和明亮,所有家庭都在團聚吃聖誕餐。轉過街頭,果然看到依舊開着門的小餐館。餐館裏面除了一個蓄着絡腮鬍子的錫克老闆以外,一個客人都沒有。從老闆眼神,作者覺出他剛想打烊。坐下後,老闆頗不情願地遞上餐單。作者點了一個標價好像是5美元的印度菜,老闆冷冷地問他要甚麼飲料,他馬上說「水」。
老闆轉身,向廚房走去,櫃檯後面一個女人探頭出來,兩人同時看着作者,似乎在爭論甚麼。女人顯然是老闆娘。
餐館只有十來張桌子,靠牆的幾張已經倒放上了椅子。老闆端來了飯,眼光依舊冷冷的。作者覺得不能讓他們看不起,一咬牙就叫了一罐可樂。錫克飯熱騰騰的,是羊肉燜薯仔,配印度佐料,倒是可口。吃罷飯,他揮手示意要賬單,這時他想起忘了問可樂多少錢。許多中國人都警告他,如果事先不說好價,印度人是特別會劏人的。
老闆從老闆娘手裏拿賬單走過來。美國的規矩是賬單反扣在小托盤裏。作者翻過賬單,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賬單上,赫然寫着「聖誕快樂」幾個娟秀的英文字。除此之外,甚麼都沒有。
他再抬頭,看到櫃檯後的老闆娘,在對他友善地笑着,她問他是哪國人,他說是中國,她又笑笑。作者覺得那櫃檯前的燈光竟與街上窗內的燈光一樣,既柔和又明亮。
老闆隨他走到門口,臉上終於有了點笑容。他說他一進門,太太就說一定是亞洲留學生,但估計不是來自富裕國家如日本的,平安夜才會無處可去。告別時,老闆對他又說了一句「聖誕快樂」。
聖誕節,是宣揚「愛」的節日。即使是異教徒,在聖誕節也會傳送愛與關懷的訊息。
傳統的中國節日甚少愛的訊息,大都是吃的訊息。
2017年在中共國,聖誕節導致社會分裂,出現要過中國節、不過洋節的呼喊。繼續過聖誕節,和要過毛澤東「中國偉人節」,兩派對陣,街頭示威。鬧翻天。
大陸網頁有一個帖子:「中國聖誕節委員會的緊急通知:昨日中午,聖誕老人到中國摔倒了,沒人敢扶,已經凍死了,節日取消,請相互轉告。」既魔幻又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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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0日 星期三

世道人生:我們都是木頭人 - 李怡

世道人生:我們都是木頭人 - 李怡

世道人生:我們都是木頭人 - 李怡

歷來表現最愛國的社會底層人群,遭到國家機器暴力驅趕,上百萬人鴉雀無聲。小商舖被強拆招牌,不見有人抗議。暴力強推煤改氣,許多貧戶冷得半死,仍是一個無聲的中國。
三天前網上出現一段影片: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在私人場合,朗誦了詩人葉匡政的詩作《我們都是木頭人》。他稱讚這首詩寫得很有境界,他誦來聲音鏗鏘,每一句都直抵人心。我深受觸動,因為現在的香港人,也大都是木頭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可能有時候也是。
今天不是偷懶,而是除了抄下全首詩之外,寫不出其他文字。
「我們都是木頭人/不許講話不許笑/還有一個不許動/就這樣我們頭髮慢慢白了/皮膚變黑了,皺紋越來越多了/就這樣我們走進生命的冬日/天黑得越來越快了/就這樣我的好友,我的兄弟/離得越來越遠了/圍坐身旁的都是陌生人/我們低着頭,像接受懲罰的孩子/血落在這裏/長出來的都是木頭人
「我們都是木頭人/這是我們內在生活的真實形象/他們數數人頭,就知道我們還在/看見我們吃飯/就知道木頭人還乖/他們真是這樣想的……
「我們都是木頭人/我是木頭人,我的妻子是木頭人/我的孩子也會長成木頭人/為何要保留這愚蠢的人形/為何要鍛煉身體,翻跟頭,倒立/為何要發育/這就是我理解的生命,和生命的回報/我們都是木頭人
「所以我們今天還生活在這裏/爬吧,乞求吧,發霉吧/你有嬰兒般細嫩的皮膚有何用/你有含苞欲放的紅唇有何用/你有烏溜溜的黑眼睛有何用/你有健壯的胸肌,你有堅挺的雙乳/又有何用/我們都是木頭人/二十歲被埋葬,三十歲已成白骨/四十歲後在世間遊盪的都是乾屍/與吸血鬼
「是呵,你還活着,你還做夢/你還有三天的路才到達目的地/你的雙手還未被捆綁/你還能背叛與撒謊/看看這些怪物吧/除了繁殖,他們還能做些甚麼/看看恐懼發育成形的脊椎/看看被管制而萎縮的大腦/我們都是木頭人,現在選擇吧……
「選擇吧,我們都是木頭人/死亡才能終止這種存在/大喊救命的木頭人/死於貧困的木頭人/被生活累垮的木頭人/讓貪婪吞噬的木頭人/木頭人能唱的永遠是一支悲哀的歌……
「選擇吧!木頭人,讓木頭燃燒/讓這個騙子集團現出原形/燒毀那些教義/燒毀愚蠢的報紙與教科書/燒毀所有謊話和說謊話的人/瞧,我們自己也冒煙了/這是每一個木頭人的節日
「我必須醒着看到這個結尾/我必須繼續工作,我必須……/我必須贏得所有人的幫助/讓木頭變回木頭,讓人成為人
「你不相信這是真的/木頭人你有好心腸/木頭人你已病入膏肓/我們都是木頭人/不許講話不許笑/還有一個不許動/我就是死也要走在人的大路上」。
細味每一句吧!若你還沒有完全木化,你會心酸,悲憤,蘇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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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4日 星期四

世道人生:南京大屠殺反思 - 李怡

世道人生:南京大屠殺反思 - 李怡

世道人生:南京大屠殺反思 - 李怡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要,前天為南京大屠殺80周年舉行公祭。習近平會見倖存者時表示,希望一代一代將記憶傳承下去。
大陸網頁這兩天不斷刪除一些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網文,刪得最多的是質疑中共沒有資格紀念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非正常死亡,要公祭,3,000多萬同胞非正常死亡,要不要公祭?要不要面對?要不要進教科書?
忽視3,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不是不能正視30萬人非正常死亡的理由。只要是無辜的受害者,哪怕只有一、兩個人,都是悲劇,都應該正視。
首先應弄清楚受害者與加害者。南京大屠殺的加害者,不是日本民族,甚至不是當時執行的日本軍人,而是日本當時的軍國主義政權。日本民族和日本軍人,也是法西斯政權的受害者。藉南京大屠殺30萬人這個不怎麼確切的數字,去挑動對日本的民族仇恨,去激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是一種刻意的洗腦誤導。
南京大屠殺的教訓,是認定這是一個法西斯政權犯的罪,目標要對準所有殘民以逞的法西斯政權,拒絕受民族主義情緒煽動,拒絕民族仇恨,拒絕被不顧現實的盲目反日情緒洗腦而渾忘今天我們面對的真實的壓迫和問題。
反思之二,是所有的歷史真相都不容抹煞,包括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也包括中共建政後的歷史。奧威爾說:「誰控制過去,就控制將來;而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如果以掩蓋自身對民眾犯罪的歷史來為繼續執政服務的話,那麼我們也有理由懷疑執政集團控制歷史話語權也是為控制未來服務。
反思之三,是撰寫《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Shun-Ru Chang,1968-2004)的一段話。張在美國出生,父母是台灣移民,她在1997年出版這本英文歷史著作。這本書首次讓西方全面了解日本犯下的罪行。中共在張的故鄉江蘇淮安建張純如紀念館,在南京樹立張的銅像。
2004年11月9日張純如吞槍自殺。自殺前她對身邊親友說:「在尋訪南京大屠殺的過程中,我發現不僅僅是日本人的問題,還有中國人的奴性,中國人有一種極其惡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見!從來沒有一種人,因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踐自己的同類,到了極其殘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日本鬼子,可是發現需要砍的,還有自己的同胞。」她是否帶着懊悔先殺死自己呢?不知道。
「揚州十日」是指1645年滿洲兵攻入揚州城進行十日大屠殺,當時市民只要遇見一個滿洲兵,所有人都「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同一情況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時再現,日本人抓了國軍,進行甄別,在押的上萬人中潛有換了兵裝的師長團長。日本人喝問:「誰是當官的?站出來!」頓時眾手齊指那些師長團長們。但結局卻無異,指人者與被指者統統要死。抗戰時的山西農村,經常是一個日軍攆着全村人團團轉,讓跪下就跪下,說趴下就趴下。
正因為中國人的奴性不改,於是有南京後整整80年的悲慘歷史。奴性在不少香港人身上再現,很可能是香港人擺脫不掉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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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3日 星期三

世道人生:到中國開會去 - 李怡

世道人生:到中國開會去 - 李怡

世道人生:到中國開會去 - 李怡

《不是楢山勝似楢山》的網文,有人留言說:「中國不是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偉大盛世麽?中國不是社會主義麼?國家凈資產不是100多萬億麼?政府每年不是在全世界大撒幣援助麼?」
這幾個提問,正問出了中國農村老人「勝似楢山」的底因。中國經濟總值居世界第二,習近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代」不僅站起來,更富起來,強起來,而農村老人的自殺「正常化」並不是像《楢山節考》所說的發生在自然環境極為惡劣的地方,而是發生在社會學講師劉燕舞考察的11個省份。
中國當然是自稱社會主義。中國憲法第一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現在變成了城市的「低端人口」,領導聯盟的農民,成為了的悲劇賤民。政府資產和外援,給黨、國家、政府帶來風光,但老百姓特別是農民,卻過着「勝似楢山」的惶惶不可終日的生活。
2011年,人大常委辦公廳研究員王錫鋅在央視新聞節目中透露:國家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車開支一年達一萬九千億(人民幣)。這數字讓主持人柴靜吃驚,重複地問:「您再說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說了這「三公」的數字,並指佔了行政開支的60%。
很可能那次透露之後就被禁止透露了,因此最新的數字不得而知,但基本情況應該沒有改變。那時,中共官媒剛批評美國2008年的總統選舉「燒錢30億美元」,大陸網民就算出來:中國一年多「三公」開支大約相當於97.44次即390年的美國大選費用。
十九大後,中共國一連開了三個國際大會,一個是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一個是世界互聯網大會,一個是「南南人權論壇」。諷刺的是: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在中國作過社團登記,中國的互聯網自由度連年都居世界倒數第一,中國在世界人權排名上一直排在最後幾位,2015年是倒數第二。
那麼為甚麼又有許多人到中國開這些荒謬會議呢?有一篇大陸帖文說,「到中國開會去」幾乎成了外國政要、商界領袖和專家學者的口頭禪,「人儍、錢多、速去」是具體描述。到中國開會,可以享受頭等艙、五星級酒店、美食、高出場費、高規格接待。同樣一場會議,中國支出的費用是外國的好幾倍,甚至上十倍。會議的舉辦單位和人員可以從中得到各種好處,如以會議的名義購買電子產品、私自賺取酒店的差價以及收取各種回佣等。
吃虧的是老百姓。公費開支都來自百姓的血汗稅款,這且不說;一碰到開會,就交通管制,有時甚至把老百姓趕走,給老百姓的生活帶來許多干擾。
舉辦國際會議,讓中國官方有一種萬國來朝的感覺。在中國社會長大的奴民也往往有代入感,把自己幻想成主子了,除了奧運、世博讓他們興奮,看到國際會議在中國召開也莫名其妙地產生自豪感,他們以為自己真是「姓趙」,但在趙太爺眼裏,阿Q「你怎麼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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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0日 星期日

16度穿羽絨很怪嗎 - 林夕

16度穿羽絨很怪嗎 - 林夕

16度穿羽絨很怪嗎 - 林夕

號稱入冬已久,卻一直不冷不熱,聽天氣報告做人,很難做,上飛機時聞說有寒流將至,又看見有人穿上厚厚的外套,安全起見,索性穿上羽絨,下飛機時,來接機的人打量着我說:「你沒事吧?」什麼事?「現在才16、7度,你看看其他人,哪有像你,發冷似的,不怕異相嗎?」
異相?我很專心地留意別人有沒有很專心地瞪着我16度穿羽絨,沒有,有又如何?天氣忽冷忽熱,沒有病倒就很不容易了,還擔心穿着能不能配合天文台?好在現在有所謂體感溫度,比較尊重一個人不是一台機器,我體感就是感到穿羽絨剛剛好,誰看不過眼可以放眼過來看個夠,誰怕誰。
但是經此人有此一問,心裏一虛,步履不自覺加快,早點上車閃人,臉彷彿有點紅。臉紅不因為我穿羽絨時別人穿短袖,是為一瞬間心虛,什麼「做自己」、「不要活在別人眼光裏」,果然說說容易,做到「如活無人之境」很難。
雖則古語有云:「我連自己的髮型都不能捍衛,還憑什麼捍衛香港的紀律。」有時候卻是倒過來,能捍衛自己思想行動的自由這等大事,卻未必能堅守一個不斷被人嘲笑的髮型、一件過時的外衣。做自己不難,穿自己想穿的卻敵不過別人看法,越想越低能。
關於穿衣,好在我屬於低能兒,省去好多無謂負擔。
直到今年年中,才知道穿西裝的規矩,無論有多少鈕扣,也只能扣一顆,最高那一顆。替我開竅那人奇問:「你竟然不知道?」我更奇怪反問:「這誰定的規矩?沒聽說過,我一直喜歡扣多少就扣多少,全扣上比較有安全感,怎樣?警察會拉人?西裝也是外套一件,鈕扣的存在,不是為了讓人扣的嗎?這很丟臉嗎?人不要臉則天下無敵你沒聽過見過嗎?」那人拿我沒輒,也就放過我,一副讓我自生自滅的樣子。穿西裝的機會雖然不多,但原來異相礙眼了幾十年也不知道,也從沒有有識之士有膽識有義氣提點我穿錯了,顯然這個錯也是對的。我不覺得異相,穿衣低能人不就變前衛高人了?
話是這麼說,事後還是免不了留意其他人怎麼穿西裝,甚至谷歌「西裝」的圖片,媽啊,誰家媽媽發明這個禮數、這個習慣的?果然沒看到有人扣多於一顆的。以後被迫要穿西裝怎麼辦?我只扣一顆,就有投降的委屈,繼續我扣我的,我行我素,會不會心裏多了無謂的負擔,還是未知數。唉,特立獨行之餘,也不能輕舉妄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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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世道人生:除憶詛咒 - 李怡

世道人生:除憶詛咒 - 李怡

世道人生:除憶詛咒 - 李怡

王振民教訓香港人不要「糾纏於歷史上發生的不幸事件」,這讓我想起了羅馬帝國時代的「除憶詛咒」(Damnatio memoriae):它是羅馬元老院立法通過的對已故人士的懲罰,即消除這人在世的一切行狀,銷毀他生前出現過的文字、雕像等記錄。在當時,這是最嚴重的恥辱。
歐威爾1948年的小說《一九八四》,創造了Unperson一詞,是指一個人不僅被當局殺害,而且他在現實生活中的信息、照片、文章也被一同抹去,不留一絲痕跡。這樣做是因為依照雙重思想的原則,這樣的人應該被完全忘卻,即便是親人和朋友也不應該記得他的存在。
歐威爾的寓言也成為了預言,被共產國家不斷予以實現。而且這些極權國家沒有像羅馬帝國那樣為除憶詛咒立法,而是逕由行政手段執行,又或在專權下各地均「識做」而執行。
有一張由畫家董希文在1953年創作的油畫《開國大典》,描繪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建政那一刻。在接下來10多年,這幅油畫遭到多次修改。原畫站在前排的政府副主席高崗,到1955年高崗事件發生後,董希文奉命在畫中把他刪除,原位以一盆鮮花代替。1968年文革期間,董又奉命在畫中把劉少奇除掉。1970年,董已病重,就由他的學生把畫中的林伯渠鏟除。
記錄真實影像的照片也不斷遭到除憶的命運,儘管那時候還沒有電腦改圖功能,因此改得很着迹。毛澤東作狀為建水庫而拿鋤頭的照片,原有站在旁邊的彭真,文革爆發後,同一照片的彭真不見影了。毛澤東與林彪並坐發表講話的照片,林彪事件後同一照片只剩老毛一人了。四人幫被「一舉粉碎」後,《人民畫報》報道毛喪禮,一整排人中間就有幾個位突兀地空着。
香港教育局要恢復中史課程,10月底公開課程大綱,被記者問到何以沒有提六七暴動、六四等事件,負責課程修訂的專責委員會主席、中大歷史系教授梁元生說,這是很笨的問題,上述事件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並不重要,「六七年你在哪裏?」
一個歷史教授,以歷史事件發生時「你在哪裏」作答,出自平常人之口可以說無知,出自歷史專家之口就是無恥了。這回答也顯示了,不管如何荒誕,未來的中史課程,就是要貫徹王振民所說的不要「糾纏歷史上發生的不幸事件」,要學生了解香港「與國家的互動關係」,也就是除憶詛咒的洗腦歷史教育。
除憶,實際上一定給這個國家、民族、社會帶來詛咒。作家柏楊說:「忘記罪惡,尤其是忘記政府政黨之類的集體罪惡,罪惡一定會再來,再來到自己身上,或後人的身上。」捷克作家昆德拉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美國華盛頓為納粹屠殺猶太人而建立「浩劫博物館」,創立者在博物館落成儀式致辭說:「遺忘,就意味着將受害者再殺害一次。我們沒能阻止他們第一次被殺害,我們絕不能容忍他們被殺害第二次。」
中史課程,是否要用除憶來給我們這城市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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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4日 星期一

世道人生:頭上有角邏輯 - 李怡

世道人生:頭上有角邏輯 - 李怡

世道人生:頭上有角邏輯 - 李怡

邏輯學上有一個著名的古代希臘詭辯家的推論:「你所沒有喪失的,就是你仍然有的。是不是?」「當然。」「你沒有喪失角,所以你有角。」
早兩年在大陸網頁看到這樣一段:「飯局碰一法官,忍不住問他:『經常看到判決書說誰誰判刑幾年,剝奪政治權利幾年,是啥意思?』他解釋道:『剝奪政治權利就是剝奪犯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我說:『法官,你本人有這些權利嗎?』法官想了想說:『我也沒有。』」
古希臘詭辯家是把「喪失」一詞混淆了前後不同的概念,前一個「沒有喪失」是指我們原來擁有的東西,後一個「沒有喪失」是指我們從來沒擁有過的東西。
中共國的法院判決常用的「剝奪政治權利」,卻是一種名有實無的東西,所講的政治權利,在憲法上都有,但在現實上是都沒有。判決他人「剝奪政治權利」的法官連自己的政治權利也被剝奪了。
台灣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李明哲,遭中共國羈押逾半年,被湖南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罪名判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台灣和海外不少論者都認為,李明哲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在大陸本來就沒有政治權利,「剝奪政治權利兩年」顯得莫名其妙。但即使他是大陸公民,即使他擁有憲法賦予的「政治權利」,「剝奪政治權利」也等於說「剝奪你有角的權利」一樣荒謬,因為政治權利與角,都同樣屬於實際上原來就沒有的東西。
中共提出李明哲的「罪證」,是他在社交媒體發表攻擊中國社會制度的言論,在大陸期間參與討論中共政權的活動,毀謗和攻擊國家現行政治制度。「攻擊」「毀謗」都是看不見、摸不到的意圖判斷詞,所列證據只是言論和集會,而沒有顛覆行動。在法治社會,發表批評國家社會制度的言論,是正常不過的事,否則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著作也不可能出版,也就不會催生中國共產黨啦。
不過中共國自有「頭上有角」的邏輯。儘管李明哲的所為,都屬於中國憲法所列的公民政治權利,但國台辦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說:「李明哲所作所為是否危害大陸的安全與穩定,應該由大陸法律判定,而不是由台灣當局和一些政治組織的主觀偏見判定。」
大陸法律就是由一個沒有政治權利的法官,去作出「剝奪政治權利」判決的法律,就是你沒有喪失角,因此你頭上有角的法律。
中共把12月4日定為「憲法日」,昨天中聯辦的甚麼部長還說要建議香港把這一天定為公眾假期。但就在憲法日的昨天,大陸有人把憲法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打進大陸的搜尋網站,所得到的是:「抱歉,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本吧暫不開放」。有甚麼法律可以凌駕憲法,也許頭上有角的人才知道。哀哉,香港的公眾假期也淪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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