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2日 星期日

世道人生: 幸福爆棚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23

世道人生: 幸福爆棚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23

世道人生: 幸福爆棚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23

習近平在十九大提出了種種未來願景,主要講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說屆時「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所有奮鬥目標中,習近平唯獨沒有提到「自由」。古希臘思想家Thucydides說:「幸福的秘密是自由。」中共老祖宗馬克思說:「自由才是人的本質。只有追求自由,才能帶領人們進入民主主義的國家。」沒有人民的自由,一切美麗形容詞就都是空談了:那是奴隸主給奴隸承諾的幸福。
中共十九大,使我想起將近五十年前的中共九大。那是1969年4月1日召開的大會,在大陸那次大會受關注程度,比這次的十九大有過之無不及。那是文革狂熱期間,大約一年多前,中共媒體就拚命造勢,天天歌頌迎九大,呼喚新時代來臨。就同這次十九大差不多。九大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與這次將把「習近平思想」寫進黨章相類似,都使大陸民眾感到幸福滿滿。
九大舉行兩年多,到1971年9月,就發生了林彪叛逃墜機身亡事件,暴露了造神運動最大的吹鼓手,原來是「偉大領袖」的最大暗藏敵人,而用最高級讚美詞藻鋪陳的共產黨司令部,原來內鬥醜惡至不堪入目。
記得九大後,中共港澳工委派人到各個「愛國機構」去組織學習林副主席的政治報告。員工放下工作圍坐,由領導人把報告從頭到尾一句一句的讀,然後引導討論。我當時心中對這種小學生式的圍讀,頗有牴觸。林彪事件發生後,就開始對中共的領導體制產生懷疑。
將近五十年,中共歷次大會都沒有變,都是長篇累牘的空泛乏味的報告,都是代表們的「熱烈掌聲」、「經久不息的掌聲」,然後千人一面、眾口一詞的「擁護」歌頌,接下來是全國學習。與會者和民眾都沒有、也不允許有個人意見,甚或在贊同中稍存異議。這是一個向權力膜拜的體制,是消滅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體制,離馬克思的「自由才是人的本質」越來越遠。
習近平200分鐘報告,據大陸官媒報道,台下共鼓掌72次,官媒更巨細無遺地報道在甚麼地方獲掌聲,以及全場鼓掌聲如何越來越激昂……。這使我想到蘇聯的斯大林時代,斯大林講完話的鼓掌長達15分鐘是平常事,最長能達到半個小時,似乎不鼓掌就是大逆不道。鼓掌到後來,就出現一個恐怖局面:沒人敢先停止鼓掌。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不敢先停,最後直到斯大林本人認為可以了,做出手勢,或是說一句「可以了」,大家才敢停止。
後來中共和朝鮮大概嫌這種停不下來的鼓掌還不夠熱情,於是進而以熱淚盈眶的「哭」文化來表達對領袖的熱愛。這是個人意志的完全淹沒。
台灣人擔心今日香港會成為明日台灣;香港人擔心今日大陸會成為明日香港,大陸人擔心今日朝鮮會成為明日大陸,至於朝鮮人,毋須擔心,他們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就像習近平「兩個一百年」實現的「中國夢」一樣,沒有自由的幸福爆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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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四大日本企業的黑暗命運 - *CUP

四大日本企業的黑暗命運 - *CUP

四大日本企業的黑暗命運

圖片來源:路透社
圖片來源:路透社

日本出品,信心保證,日本曾經是首屈一指的電子工業大國,三菱、本田、東芝、三洋、日產、Sony……是許多人必然用過的品牌。可是,現時不少大日企或因決策失誤、爆出醜聞,讓它們成為大眾新焦點,赫赫有名日企黑暗史例如有以下四間

Toshiba(東芝)

東芝(Toshiba)製造出日本第一台雪櫃、洗衣機,一直領導日本電器日產,但光是近 18 個月東芝就虧損了近 6,000 億日元(約港幣 411 億),需要出售極重要的 NAND 快閃記憶體業務一半以上股權,及向日本政策投資銀行借錢紓困。交易所買賣基金 WisdomTree Investments 日本行總裁形容:「東芝是最後的喪屍。」

東芝 2006 年以 54 億美元收購美國核電廠商西屋電氣(Westinghouse Electric),十年來卻虧損超 7,000 億日元。 2015 年東芝遭揭發,其於 2008 至 2013 年度虛報利潤超過 2,200 億日元。東芝股價現時只有半年前的一半。

Sharp(聲寶 / 夏普)

Sharp 在 80 年代著名生產高科技計算機、VCRs、可携帶卡式帶播放器。集團後來投放大量資源在 LCD 電視與顯示器生產,初時還帶來可觀利潤,但日元在 2008 年開始走強,加上全球金融危機,產品需求大不如前,Sharp 業績也開始下滑,自 2009 年起進入長期虧損。

2015 年 Sharp 全球大幅裁員 5,000 人,看起來不算是大數目,不過顧問公司 Asia Strategy 創辦人 Keith Henry 則表示,日本文化往往期望公司讓所有人就業,這就算得上大數目。 2016 年 Sharp 讓台灣鴻海科技集團注資,鴻海持有 66% 股權成母公司,Sharp 嚴格來說算不上是日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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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us(奧林巴斯)

Olympus 發跡於生產家用相機和光學鏡頭,50 年代開始發展醫學儀器的鏡頭製造。可是,Olympus 於 2011 年爆出做假帳醜聞,讓其清晰的「鏡頭」蒙上污點。

2011 年,來自英國的 Michael Woodord 成為 Olympus 首位非日裔的行政總裁,正當以為 Olympus 走向更開放的管治, Woodord 在上任兩星期後便遭解僱,因他曾質疑公司以往一連串的帳目問題,包括虛報超過 10 億美元的併購交易顧問費和金額。前總裁菊川剛、前副總裁森久志、前常務監事山田秀雄,因隱匿投資虧損達 13年,做假帳 17 億美元遭檢控。Olympus 股價因該事件一度下跌 48%,承蒙穩固的醫學器材業務,在 2013 年終於收復失地。

Sanyo(三洋)

三洋曾經為日本第三大電子生產商,售賣手機電池及家居電器。公司於 1947 年成立,三洋寓意公司產品銷售到世界各地,橫跨大西洋、太平洋與印度洋三個海洋。可是在 2000 年以後,面對中國和韓國的競爭,品牌地位不像以般穩固,加上日元升值,為三洋接受併購提供動機。2009 年 Panasonic 取得 50.27% 三洋股權,成為三洋的母公司。

三洋在 Panasonic 之下並沒有得以荀延殘喘。Panasonic 自 2010 年起連續兩年虧損超過 7,000 億日元,2011 年開始把三洋半導體業務出售給美國安森美半導體,小型馬達業務出售給日本電產;2012 年將旗下三洋電機白色家電業務出售給中國海爾,同年 Panasonic 宣布停止營運「日本三洋」品牌,翌年日本三洋與台灣三洋分道揚鑣,而日本三洋旗下約 7000 名員工,於 2015 年轉至母公司 Panas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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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6日 星期一

世道人生: 趨媚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17

世道人生: 趨媚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17
中國人的拍馬屁神功...

世道人生: 趨媚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17

中共十九大臨近,眼看習近平的崇高地位將獲黨章加持,迎合造神運動,中國人的拍馬神功紛紛發作。剛由張曉明接棒主任及黨組書記的港澳辦,在最新一期《求是》雜誌撰文,吹捧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過去5年全力支持港府推進政改、以非凡膽略處理「佔領中環」和「旺角暴亂」,並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大局穩定。然而,處理政改、佔中、旺角事件,難道不是《基本法》規定屬於香港特區政府自治範圍的事務?怎麼又成為黨中央「以非凡膽略處理」的事情呢?這樣說,豈非等於否定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前兩天,「求是網」刊登武警部隊司令王寧的文章,說「習主席在緊要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表示「對習主席真正做到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絕對忠誠」。諂媚語言已到了使自己的人格地位完全消失的「忘我」程度,同文革期間無限肉麻的「忠毛」交心語言已沒有分別了。
人人都喜歡被人稱讚,尤其對於一個處於弱勢地位的人,一個失敗者,適當稱讚可以使這個人恢復信心。對小朋友也應該鼓勵多於責備。在朋友之間,相互恭維並無大害。美國作者Richard Stengel寫過一本《恭維趣史》,對於恭維話並不鄙視,除了含政治和利己目的之外。他認為恭維是人際關係的潤滑劑,是社會和諧的觸媒,也是我們文明社會的日常禮儀的一部份。
但對於掌權者的恭維拍馬,尤其是自降人格、自輕自賤的阿諛諂媚,就是另一回事,它實際上是對掌權強人的低成本收買,是對被阿諛者的一種侮辱。因為這意味被阿諛者「受騙」,對這種低成本收買完全沒有洞悉,甚而論「媚」行賞。更可怕的是:被阿諛者真的認為自己有「非凡膽略」,認為自己永遠正確,認為自己可以「萬壽無疆」,從而飄飄然地濫用權力,終致使一個有能有為的人成為一個獨裁專斷、自以為是的大怪物。
歷代掌絕對權力者大都在阿諛和讒言中失去自我控制能力,或因此垮台,或被歷史唾棄。只有唐太宗能夠洞悉阿諛之害,在《唐太宗集‧去讒篇》中,他說:「夫讒佞之徒,國之蝥賊也。」他們用趨媚的姿態,動聽的言辭,求得與主上親近;察顏觀色,迎合主上的旨意,來討取君主的喜歡。……人們的容貌,都近在自己的眼底下面,尚且不能自己看到,何況是與非這種無形的東西,怎麼能自己看清楚呢!逆耳的話,難以接受;順心的話,容易聽從。難以接受,是由於良藥苦口;容易聽從,是由於毒藥吃到口裏很甜。所以英明的君主接納忠諫,就好像病人吃了苦藥,疾病馬上消除;昏暗的君主聽從諂諛的話,猶如吃了甜的毒藥而喪命。
但人性就是愛吃甜的毒藥,而拒絕苦的良藥。當一個人的權力達到巔峯,讒言就紛至,社會在個人專斷的威權下,萬馬齊闇,個人崇拜的歷史悲劇恐會重臨。禍延一國之香港,已從張曉明、梁振英、林鄭逐漸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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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3日 星期五

我被拒入境是香港的悲哀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enedict Rogers) - Benedict Rogers | 2017-10-13 | | 蘋果日報

我被拒入境是香港的悲哀<br/>(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enedict Rogers) - Benedict Rogers | 2017-10-13 | | 蘋果日報

我被拒入境是香港的悲哀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enedict Rogers) - Benedict Rogers


Benedict Rogers經常關注香港及亞洲地區的人權問題。互聯網

20年前,我剛畢業便飛到香港開始我的第一份工作。時值香港主權移交幾個月,我在香港過了快樂的五年,從1997年起當記者,直至2002年。我從來沒想過,20年之後,我會被拒入境香港。
過去三年,我越來越關注香港的自由、法治被侵蝕,以及「一國兩制」面臨威脅的情況。正因如此,我也越來越多機會參與為香港發聲。我很榮幸曾在倫敦接待過黃之鋒、羅冠聰與陳方安生,又與李柱銘緊密合作。他們都是英雄,也是我的朋友。我想這是合適時機再訪香港,只是簡單地見見人、多聽多了解現況。過去15年我曾多次到香港,但近幾年則沒有回來。
此行原本希望與人們私下見面。我已謹慎地查詢過,有否可能探望正在監獄服刑的黃之鋒、羅冠聰與周永康,可惜約在一星期前我發現這是不可能的事。很不幸,即使只是查詢,亦已引起中國當局的注意。
上星期五已經初露端倪,我接到一通來自英國國會議員的電話。我跟他頗熟悉,也非常尊敬他。他告訴我他接到了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的電話,對方對我此行冀探望三名學生領袖的行徑表達關注,更表明此舉會「嚴重威脅中英關係」。我請他向中國大使館重申,我不會嘗試到訪任何監獄。
我選擇妥協,即使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做得過火,但我亦只希望為事情降溫,我自願向中國當局保證,不會在香港有任何公開活動或接受媒體訪問。我更提出在回程後與中國大使會面,進行建設性的討論,聽取他們的看法。不過這些提議換來的只有拒絕,還有更進一步的威脅,告誡我將會被拒絕入境香港。
看來還有另一因素。我是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這是公餘的義務職務,我亦在保守黨候選人名單之列。似乎中國當局誤會了我的境況,一開始認為我是國會議員、政黨高層或是政府官員,由此引伸出我今次香港之行,是代表政黨。這是可以諒解的,因為他們或許不理解英國政黨乃是由個人、獨立思想組成的,而且義務黨員與正式黨員亦有區別,代表黨行事與私下行事亦不相同。我試圖通過第三方向大使館保證,我絕對不會代表黨,更不會代表政府,強調此行純屬私人性質,以普通公民身份,私下與新知舊友在香港見面。
不幸的是,這也無法滿足中國當局。
與他人商量過後,我認為如果我陷入來自大使館經第三方傳達非正式的文字訊息的壓力,我就會一如平日批評他人一樣做同一件事:向中國叩頭。我的良心不允許我這麼做。如果我在第一道關卡就退縮,還怎麼面對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李柱銘、陳方安生等人呢?所以我決定按原定行程嘗試入境,當作測試。或許他們只是在虛張聲勢說不讓我入境,希望我息事寧人而作罷。又或許他們是認真的,他們就要公開、正式拒絕我入境,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被侵蝕的另一事例。
很遺憾,後一種情況最終發生了。抵港之後我步向關口,向入境處人員出示護照。入境處人員將我的名字輸入電腦,顯然電腦說了「不可以」。她(入境處人員)向上級請示,並帶我到櫃枱後的房間叫我等候。過了不久,一個穿着便服的官員和我見面,我向她保證今次行程屬私人性質,私下見見朋友,又提到我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五年。她查看我的酒店預訂,我還在想或許她們會放行。但是,一會兒後她正式告知我被拒絕入境,將把我送上返回曼谷的航班,亦即今次航程的出發地。
我必須強調,我對拒絕我入境、一直「看顧」我的入境處人員絕無責怪之意。他們只是執行他們的職務,而且他們盡可能友善和禮貌地待我,他們給我水,又向我微笑。的確,我的印象是他們並不想這樣做(拒絕我入境),他們只是在執行上頭的指示,他們控制不了。
我在等待上機時,轉向身旁的入境處人員微笑,感謝他對我照顧有加。我問:「一國兩制是否已死?一國一制,對吧?」他眼泛淚光,懇切地說:「先生,我只是在履行職務,我不能評論。謝謝你的合作。」我向他說我知道,我不會怪他。
稍後,我們在上機前握了手,我對他說:「對香港來說,這是非常悲哀的一天。對我來說也悲哀,我無法探望在香港的朋友,但對香港而言特別悲哀,拒絕一個沒有犯罪的公民入境。」他點頭,再次眼泛淚光,「我明白。這很悲哀。」我臨上機前向他說最後一句話:「希望事情會變得更好。」
「一國兩制」的原意理應為「港人治港」。但很明顯,今次拒絕我入境的決定並非來自香港,而是來自中國當局。「一國兩制」的原意理應為法治,惟即使何俊仁律師坐列車趕來機場,希望看看有甚麼能幫得上忙,最終也未能成事,因為在那之前我已被帶上飛機。「一國兩制」的原意理應為表達自由、結社自由,這是香港的基本權利,惟儘管我保證不會參與任何公開活動,只有私人性質會面,但我自己的表達自由,以及我希望能會面的人的表達和結社自由,都已經被剝奪了。
我倒沒關係,香港才是重點。從今次嚴峻的、個人的、悲痛的親身經歷可知,即使「一國兩制」仍然未死去,亦已行將消亡殆盡,而且正在加快。世界各國必須醒覺,尤其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方的英國。我對中英關係不會構成任何威脅,但我相信中國當局的舉動,尤其是在香港的行徑,反而會(構成威脅)。
(編者註: Benedict Rogers周三入境香港被拒後,以英文撰述經過及感受。此中文版為本報所譯,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文如下。)

Twenty years ago, as a fresh graduate, I flew to Hong Kong just a few months after the handover, to begin my first job. I spent five very happy years working as a journalist in Hong Kong, from 1997-2002. I never expected that twenty years later, I would be refused entry to Hong Kong.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freedoms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threats to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s a result, I have been increasingly engaged in advocacy for Hong Kong.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hosting, in London, Joshua Wong, Nathan Law and Anson Chan, and of working closely with Martin Lee – all heroes and friends of mine. I decided it was time for me visit Hong Kong again, simply to meet people and to listen and learn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 had visited Hong Kong several times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but had not been back for a few years.
My intention was to meet people privately. I had made discrete enquiries about whether or not it would be possible or desirable to visit Joshua Wong, Nathan Law or Alex Chow in prison, but I had realized a week or more ago that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Unfortunately, even enquir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first indication I had that there was a problem came last Friday, when I received a telephone call from a British Member of Parliament whom I know well and respect greatly. He informed me he had received calls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in London, expressing concern that an attempt to visit these three student leaders would pose "a grave threat to Sino-British relations". I asked him to reassure the Chinese Embassy that I would not be attempting to visit any prisons.
I took a further step – a compromise, some might say one too big, but one intended to de-escalate the situation – by voluntarily assuring them that I would not undertake any public engagements or media interviews while in Hong Kong. I also offered to meet the embassy upon my return, for a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and to hear their perspectives. These offers were rebuffed and I received further, increasingly threatening messages from the embassy, culminating in a message warning me that I would be denied entry.
It appears there was another factor too. I serve as Deputy Chai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 voluntary role in my spare time, and I am 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s Candidates List. It appears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misunderstood my status and thought at first that I w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or a senior party or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that my visit to Hong Kong would be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on behalf of the party. I suppose one could forgive them for that mistake, because in China a party member is a party member come what may. They perhaps don't understand that 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are made up of individual, independent minds – and furthermore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voluntary party member and a party official, and a difference between someone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party and someone acting in a private, personal capacity. Nevertheless I sought to reassure the embassy, via a third party, that I was absolutely not representing the party, and certainly not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my visit was a purely personal, private visit to meet old friends and new acquaintances in Hong Kong, as a private citizen.
Unfortunately, that did not satisfy either.
In consultation with others, I took the view that if I were to cave in to pressure from the embassy, sent through unofficial text messages via a third party, I would be doing exactly what I have criticized others of doing: kowtowing to China. My conscience would not allow me to do that. How could I look my friends Joshua Wong, Nathan Law, Alex Chow, Martin Lee, Anson Chan and others in the eye if I caved at the first hurdle? I decided therefore that I had to put it to the test by going as planned to Hong Kong. Perhaps they were bluffing, threatening to deny me entry in the hope that I would go away quietly. Or, if they were serious, then they would have to refuse me entry formally and publicly, exposing to the world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eros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Very regrettably, the latter course was what occurred. I landed in Hong Kong, proceeded to immigration, and when my turn came I presented my passport and arrival card as normal. The immigration officer put my name into the computer, and evidently the computer said no. She called other officers over, they took me to a private room behind the counters, and I was asked to wait. After a little while a plain clothes official conducted an interview with me. I assured her that my visit was a private, personal visit to meet friends, and that I had lived in Hong Kong for five years. She took details of my hotel booking, and I thought perhaps they were about to allow me in. A little later, however, she informed me that the decision had been made to deny me entry, and put me back on the flight to Bangkok, which was where I had flown from.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se that I do not in any way blame the immigration officers who "looked after" me during this time. They were just doing their job and, in the circumstances, they treated me as kindly and courteously as possible. Their manner was polite and friendly, they offered me water, they smiled. Indeed, I had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really did not want to be doing this, but that they were operating according to orders from above, beyond their control.
As I waited to board I turned gently to the officer standing with me. I smiled, and I thanked him for looking after me well. "I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ead now?", I asked. "One country, one system, right?" He looked with a hint of tears in his eyes, pleadingly. "Sir please, I am just doing my job. I cannot comment.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I reassured him that I knew he was only doing his job, and that I did not blame him.
A little later, as we shook hands at the entrance to the plane, I said to him: "This is a very sad day for Hong Kong. It's sad for me, that I am unable to visit my friends in Hong Kong, but it's particularly sad for Hong Kong, that a private citizen who has committed no crime is refused entry." He nodded, again with a hint of tears. "I understand. It is sad," he said. My final word to him was this: "I hope things will change for the bett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upposed to mean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Yet it is overwhelmingly clear that the decision to deny me entry to Hong Kong was not taken in Hong Kong, but by the Chinese regim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upposed to mean the rule of law, yet a solicitor, Albert Ho, who very kindly took the train out to the airport in order to meet me and see if he could assist, was denied access to me because I was put back on the plane before he could reach m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upposed to mean basic rights in Hong Kong –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 yet despite assurances from me that I would not engage in any public events, and would simply be having private meetings, my ow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of those I had hoped to meet has been curtailed.
This is not about me. It is about Hong Kong. And it is clear from this very stark, personal, first-hand and painful experience that i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not yet completely dead, it is dying rapidly, being decapitated limb by limb with accelerating speed.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it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must wake up to this. I am no threat to Sino-British relations. But I believe the conduct of the Chinese regime, particularly in Hong Kong, is.

Benedict Rogers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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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世道人生:小妾 - 李怡 | 2017-10-13 | | 蘋果日報

世道人生:小妾 - 李怡 | 2017-10-13 | | 蘋果日報

世道人生:小妾 - 李怡

羅哲斯被拒入境香港,他問入境處職員:「這是否代表一國兩制已死?現在是否已是一國一制?」入境處職員含淚表示「不能評論」。事實上,包括建制派在內,「一國兩制已死」近年恐怕已是社會共識。還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嗎?還有「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嗎?甚至,在釋法得到香港法院彰顯的情況下,還有真正的司法獨立嗎?
不過,是不是一國一制?還是一國一制都不如,只是一制的小三?一國一制意味着香港成為與大陸城市相同的城市,但大陸其他城市對自身利益還是會維護的吧。比如,任何大陸城市對於成為城市居民都有限制,但香港卻打開大門,沒有對大陸人的入境審批權,20年來共有150萬名大陸人移居香港。大陸城市對新移居者的福利也有限制,但香港對新移民卻一來即可領綜援。香港的居住問題、福利問題、交通問題,都由此而衍生。香港處境是一國一制不如。
上月底黃金周前,香港快運航空突然在無預警下取消18班定期航班,約2,070名乘客受影響。民航處只表示高度關注事件,認為情況極不理想,卻沒有對香港快運作出處罰,運房局也不置一詞。會不會是因為香港快運的大股東是中國巨型國企海南航空之故呢?
一位大陸大媽,宣稱其子在藥房被一隻貓抓傷耳背,儘管拿不出證據,藥房的閉路電視也沒有錄到,但房署火速跟進,不用廿四小時便派人到藥房警告,漁護署也想「拘捕」貓波子,連警察都趕到現場,如臨大敵對付沒申訴能力的小貓咪。香港維護大陸大媽的權益,絕對遠超2,070名飛機乘客。只不知倘若藥房屬大陸國企龍頭擁有,會不會有不同待遇。
林鄭首份施政報告推出交通費補貼計劃,最大得益者,原來是水貨客,林鄭指,「應大刀闊斧,不應該計較太多」。
「大刀闊斧,不計較太多」的不僅是區區交通費,過千億又毫無實際效益的高鐵,挾其違反《基本法》的一地兩檢登場,不諮詢,高官拒絕出席大學的論壇,林鄭叫學生去看政府網頁,官僚氣已趕上一國一制,更不如的是高鐵的廣州站尚建於遠離市區的番禺,小三的高鐵卻要迎合一國建於市中心。
高鐵之外,港珠澳大橋與香港人有多大關係?一帶一路跟香港人有啥相干?粵港澳大灣區如何救香港人的燃眉之急?
林鄭的施政報告全文提了「一帶一路」26次,提了「粵港澳大灣區」25次。這兩個其實類似以前的「大躍進」、「放衞星」等面子口號,林鄭卻說「為香港提供大量機遇」。甚麼機遇?是把香港人趕去陌生的一帶一路地區,還是遷往廣東邊遠小鎮居住?
講這麼多讓「聖上歡心」卻對市民毫無意義的話,其功能就是要告訴所有從政人士和廣大公務員,當今特首拜倒「一國」甘當「一制」小妾的心向,以後你們從政、執法、執勤都要心領神會:遇到與「一國」有關的事情就眼開眼閉,遇到大陸人投訴就所有機構都去抓小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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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

世道人生:關門打狗 - 李怡 | 2017-10-12 | | 蘋果日報

世道人生:關門打狗 - 李怡 | 2017-10-12 | | 蘋果日報

世道人生:關門打狗 - 李怡

林鄭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她說「香港命運從來與祖國緊密相連」,「20年來……成功證明了『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後……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
就在她發表施政報告的差不多同一時間,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Benedict Rogers),於入境香港時被拒。當他被押送離境上機前,回過頭問了入境處職員一句:「這是否代表一國兩制已死?現在是否已是一國一制?」羅哲斯憶述,該入境處職員聽聞後,顯得非常悲傷、幾乎含淚地看着他答道:「我只在執行職務,我不能評論。」
這是近期一個有象徵意義的令人哀傷的場面。入境處職員的悲傷,很可能是他不認同拒絕羅哲斯入境的決定,卻必須執行;也可能他知道這不是入境處甚至不是特區政府的決定,於是認同羅哲斯所言:「一國兩制已死,現在已是一國一制。」
林鄭月娥下午在記者會被問到這事件時,她表示不評論個別人士被拒入境的個案,指這屬入境當局的決定。這說法與689一脈相承:任何社會較有好評的事,不管是不是特首親自過問,都攬上身;任何沒有好評或有爭議的事,就推給執行部門,說是執行部門的決定。比如,傘運時發放催淚彈及系列鎮壓,689都如此說。但林鄭的謊言,顯然說得連自己都難相信:拒絕這樣的英國人入境,會僅僅是入境處決定嗎?
據聞羅哲斯來港前,中國駐英大使館曾向其警告不會准許他進入香港,但按《基本法》第154條規定,特區政府可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士入境、逗留和離境事宜實施出入境管制。入境權限按《基本法》屬特區,而中國駐英使館卻能夠事先知道,這說明這既非香港入境處的決定,也不是特區政府的決定,而是中共的決定。
千方百計隔絕國際社會去了解及報道中共國壓制人權的醜事,已是中共的傳統慣技。六四天安門大鎮壓前,關閉所有與境外新聞機構聯繫的衛星系統,我當時就預言這是準備「關起門來打狗」(在專權者眼中,人民都豬狗不如),接下來果然就是坦克屠城。
香港的英文媒體近年或被收購、或被統戰,在國際上幾乎已沒有了香港的聲音。2015年創辦的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HKFP)人員在過去兩個月,接二連三收到匿名英文信,批評他們「散發仇恨及分裂香港」,主編Tom Grundy居於英國的家人更於9月29日收到恐嚇信件,指「如果未來幾年Tom出事,我和不少人都會感到難過」。
中共宣稱「《中英聯合聲明》已無現實意義」,英國國會了解《聯合聲明》在香港執行情況的調查團被拒絕來港,以及發生上述兩件事,中共和港共擔心在香港踐踏人權、製造大批政治犯會引起國際社會反彈,顯然在逐漸推行中共的「關門打狗」方略。入境處職員含淚,我們也含淚,因為林鄭將一國兩制推向一國一制,她是深信自己「行得通、辦得到、得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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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5日 星期四

世道人生:摸胸價值觀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06

世道人生:摸胸價值觀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06

世道人生:摸胸價值觀的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日前遊意大利時,摸茱麗葉雕像胸部並在微博發圖,引發大陸網民熱議,但萬萬想不到,共青團中央在官方Twitter發出以下短文:

「共青團中央@ComYouthLeague9月30日
【中國人出國旅遊要有大國的自信,文明與否不應該盲從西方標準】近日,某中國遊客在歐洲旅遊,摸銅像胸部留念,引發眾議。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價值觀沒有高下,中國的文明標準與歐洲不同。摸胸是中國流行的旅遊留念形式之一。中國人按中國的行為習慣處事,西方人應摘下有色眼鏡。」
大陸網頁有人留言:「孔某人無恥已為國人所知,但辯護者之『理』,其無恥程度,已令世人無言!」
「無言」是因為這個辯護者非一般網民,而是被官方指為「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的中國共青團。中共當今領導層許多人都曾經擔任共青團的領導。共青團的官方文宣,也就是共產黨的文宣。而共產黨,就是憲法規定在大陸「長期執政」,並由《環時》宣稱「對中國社會承擔着『無限責任』」的執政黨。「無恥程度」代表了中國,被代表又想同摸胸價值觀切割的中國人,能夠說甚麼呢?只好「無言」。
這段共青團短文,把孔慶東公開炫耀的猥瑣行為稱之為中國人的行為習慣,中國的文明標準,中國的價值觀。而且,認為對他的批評是西方人的有色眼鏡。
很好很好,所有不想追隨這種猥瑣行為、要跟猥瑣劃清界線的人類,包括我們華裔人,還配做中國人嗎?孔慶東和中國共青團給香港人不肯做中國人、給香港獨立提供了依據:炫耀摸胸並以之為價值觀的中國人,我們真是沒有資格去做呀。
2012年初,孔慶東這個北京大學教授,在中國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上,罵「香港很多人是狗」,他說:「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總是開口就說我們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你們不是人。」當時香港各界許多人對他的言論表示反感。有了孔慶東的炫耀摸胸和共青團把這行為提升到「中國」的位階,現在的香港人對孔慶東當年之罵,應該沒有不滿了。因為他說的「人」既是摸胸自炫的猥瑣中國人,那麼即使是狗,也比這樣的人高貴。
北京大學算是全中國數一數二的名校,過去曾有過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當校長的榮光時代,現在出了這樣的一個以猥瑣來炫耀的教授,那真是甚麼榮光都丟盡了。以後人們再提及北大,應該稱之為中共國的北大,或孔慶東的北大,才算是實至名歸。
教授這名銜也玷污了。以後全世界包括香港的教授,都要在教授名銜前面加個地名,又或者所有大陸的教授都要稱為中國教授。
世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世上有兩種文明,一種是文明,一種是中國文明;有兩個北大,有兩種教授,當然也有兩個香港:一個是香港,一個是讓人痛心的中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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