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6日 星期三

世道人生:法盲 - 李怡 | 2017-07-27 | | 蘋果日報

世道人生:法盲 - 李怡 | 2017-07-27 | | 蘋果日報

世道人生:法盲 - 李怡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解釋一地兩檢方案時說:《基本法》除了讓香港主權可平穩過渡,亦可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我提過1865年林肯總統遇刺身亡後審判兇嫌和同謀者的真實故事,其時南北戰爭剛結束,社會一面倒的聲音認為應從重從快對所有兇嫌和同謀者進行審判並即處死刑,拖延或放過任何可能的同謀者都會引發南方暴力,國家再次面臨動盪危機。年輕律師Aiken冒着被主流社會指罵、杯葛的風險,挺身為一位被指為同謀者的寡婦辯護,不是因為他相信她真的不是同謀者,而是他執着於必須要有一個公正的審判,不能因輿情或社會穩定的需要而把一個可能無辜的人處死。有人對Aiken說,如果不迅速判死,無法遏制南方的暴力,國家都無法存在,還講甚麼法律。Aiken的回答是,如果沒有了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這國家的存在有何意義。
作為香港憲政基礎的《基本法》,定義香港特區的政體、政府運作方式,和人民權利。它是香港主權按《中英聯合聲明》平穩過渡之後才實行的大法,與平穩過渡無關;社會的繁榮穩定受不斷變遷的時勢影響,《基本法》使政體和人民權利保持穩定,但沒有責任也不保證社會的繁榮穩定。
袁國強又說,尊重《基本法》的同時,法律不應成為平穩發展的限制,要與時並進。
英殖時代有一個三不管小區——九龍城寨。起源是1842年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後,清政府於1847年建立九龍寨,在此駐軍。1898年九龍半島北部與新界租借給英國,但清朝力爭九龍城寨仍歸清朝駐軍管轄,成為位處英國轄區之內的清朝駐地。其後清朝官員撤走,這裏再無中國官員管轄,但港英沒有法律根據進駐,於是成為三不管之地。
1949年後,大量難民湧入,城寨就成為妓院、賭檔、鴉片煙館、狗肉食堂林立、和無牌醫生的集中地,和犯罪溫床。
歷任中國政府對九龍城寨都棄之不顧,港英無論從治安角度還是發展角度,與時並進的話,早就應該接管城寨矣。但嚴格尊重法治的港英當局,卻寧可讓城寨藏污納垢,也不接管。法治的要義,是緊守法律規定,絕不能與時並進。
袁國強又說,《基本法》起草時沒有想過將出現一地兩檢,現在政府應思考如何發揮高鐵效益。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大陸的刑事案件大量增加,鄧小平在1983年提出要從嚴從重從快打擊犯罪,要發動群眾搞反罪惡運動,法院要從重從快判刑。一時間,大陸的年輕人個個聞風喪膽,許多人無辜或只犯輕微刑罪就被判重刑,失去青春以至生命。《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都放一邊,為了要達到社會滅罪的「效益」。
起草《基本法》時當然沒有想到日後有一地兩檢,正如美國起草憲法時不會知道日後有林肯被刺殺一樣。但如果根本大法要不斷因應政治、經濟、社會的需要和效益去任意修訂,或不顧字面意思去曲解,那就不是「法治」,而是中國特色的「法制」矣。難保甚麼時候香港機場、碼頭也由大陸公安執法,法庭要從重、從快審案判刑也。
這是有資深大律師資格的律政司司長嗎?怎麼讓人感覺是「法盲」?
周一至周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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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1日 星期五

香港輻射高過東京?一圖睇晒日本輻射量 - 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 - 健康 - D161128

香港輻射高過東京?一圖睇晒日本輻射量 - 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 - 健康 - D161128

香港輻射高過東京?一圖睇晒日本輻射量

(相片來源:梁啟智facebook)

(相片來源:梁啟智facebook)

去日本旅行要小心輻射?其實日本輻射程度隨時低於香港!前中大通識教育部領袖培育組課程副主任梁啟智以官方數據製作日本輻射圖,並跟香港作比較,發現除了福島外,其他地方的輻射比香港更低:

更多職場資訊【請按此

1. 最近和朋友談起去日本,又遇到一些「日本有輻射點都唔會去」的朋友,於是我又科普了一次現時日本環境輻射量的情況。朋友說,不如你整張圖啦。於是,有了這張圖。

2. 講到口水乾,其實如果你不是去福島的話,日本絕大多數地方的環境輻射量都不高(每小時0.02-0.06微希伏特),而且比香港低(每小時0.08-0.14微希伏特)。香港的讀數較高和地質有關,因為花崗岩會釋出氡氣,吸入體內會衰變成放射性物質。香港的建築物的混凝土本身也是由花崗岩造出來,所以唔出街唔代表唔關你事。

【延伸閱讀】港媽移居沖繩工作:日本沒有香港那麼大壓力

3. 講返日本,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日本原字力規制委員會的網站 ( radioactivity.nsr.go.jp/map/ja/ ),他們有數以百計分佈日本全國各地的即時數據。基本上只要你不去福島的話,讀數都會低過香港。本圖引用數據的最高點是在福島大熊町,就在福島核電廠外面的一個監測點。

4. 自從大亞灣核電站成立以來,香港天文台也建立了數個二十四小時的輻射監測點。其中一個在東平州,對面海就是大亞灣。值得一提的是東平州的讀數比市區還要低,因為正如上文所述,香港的環境輻射主要是來自地質。請注意,這兒說的是來自環境的輻射,理論上只要你一離開就不受影響。但如果你硬要找一把來自福島的泥吞進肚中,那麼無論你在什麼地方也不會安全,我都幫你唔到。

【延伸閱讀】日本旅遊遇地震 東京4個避難所位置

5. 本圖所用的數據都是在11月27日的官方數據。唯一例外是切爾諾貝爾。那讀數是我今年八月自己去烏克蘭站在核電站門口量度的。切爾諾貝爾核災至今已有三十年,但輻射量仍然明顯比正常水平要高。我留了十五分鐘就走了,而當年清理的官兵只是每人留一分鐘,仍然大多因而輻射中毒身亡。

【延伸閱讀】遊日3大必知禮儀 筷子不可在碗面

6. 這些數字有什麼意思呢?美國政府對核作業者的規定,是每年不多於50,000微希伏特。我們也可以和一些日常活動比較:食一隻蕉是0.1微希伏特(對,蕉是有輻射的),照一次胸部X光是20微希伏特,飛一程美國東岸去西岸是40微希伏特。

【延伸閱讀】會席料理VS懷石料理 日本7大餐桌禮儀

7. 說到飛機,全圖最高的那個數,是空中服務員每年的輻射量:3,070微希伏特。我自己也嚇倒了。我發現美國政府就空中服務員的輻射安全問題有不少研究,有興趣的可以看 goo.gl/78St3t 。他們說得有點隱晦:「有些機組人員所得的輻射可能高於建議水平,或會有較多風險受可能的健康影響」。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對空中服務員的建議是每年不多於20,000微希伏特,但同時認為懷孕期間不應多於1,000微希伏特。一句講晒:各位空姐,有咗,就唔好飛喇。

8. 一般人要擔心搭飛機的輻射嗎?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說法是不用擔心,普通人不會一天到晚在飛機上面的。他們也指出,輻射量受三個因素影響:飛幾耐,飛幾高,和航線緯度有幾高。三者合一,就是說北極航線(香港直飛紐約那種)的劑量最大。有興趣可以看: 

原文刊於梁啟智Facebook,TOPick獲授權轉載,原題為「香港輻射高過東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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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梁啟智 前中大通識教育部領袖培育組課程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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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7日 星期一

齋啡——跟三地女人拍拖 - 專欄 - 頭條日報 Headline Daily

齋啡——跟三地女人拍拖 - 專欄 - 頭條日報 Headline Daily

齋啡——跟三地女人拍拖

  日本一個插畫家分別跟日女、台女、港女拍過拖,經比較,他有以下結論:跟日女拍拖感覺快樂;跟台女拍拖需要耐心和寬容;跟港女拍拖,則屬於懲罰遊戲。這話未免偏頗,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跟十個日本女人拍拖,感覺都大不一樣。

  不過若以此粗略概括三地女人的性格,倒不難理解了。

  日男跟日女拍拖感覺愉快,最大原因基於兩者文化相通,日本文化強調「建前」,建立於人前的形象,這一文化深入他們骨髓,他們永遠要求自己把最佳一面展示人前,為此不惜壓抑自己。如果男人要的是絕對服從、表面的崇拜與尊重,日本女人當然能滿足他。

  台灣女人聲甜、人嗲,喜歡小鳥依人,而且多數認同「出嫁從夫」,台灣女人的收入相對香港女人低得多,有些台灣女人個性較剛烈,婚後看起來貌似「妻強夫弱」款,那只是表象,因為經濟上台灣女人受制於男人,女人是實際的弱勢,習慣被人保護及包容。跟台女在一起,不難享受大男人滋味。

  這三地女人之中,港女是最認同男女平等的,她們在職場上習慣和男人同工同酬,在經濟上並不依賴男人,「公一份婆一份」是香港婚姻的現實,很多人從拍拖時就開始AA。沒錯,跟港女拍拖是無趣的,她們幾乎就是女性軀殼的男人。港女的好處要到婚後才體現出來,婚後她們會是partner,而非負擔。

高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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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1日 星期二

世道人生:晚晴 - 李怡 | 2017-07-12 | | 蘋果日報

世道人生:晚晴 - 李怡 | 2017-07-12 | | 蘋果日報

世道人生:晚晴 - 李怡

台灣出版的弘一大師詩文鈔,用了大師所愛的詩句「人間愛晚晴」作書名。弘一晚年自號為「晚晴老人」,詩句原出自唐代的李商隱,全詩為:「深居俯夾城,春去夏猶清。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重晚晴」,後人傳為「愛晚晴」,也是好句。
「天意憐幽草」,寓意老天對一些卑微的生命有特別的憐愛,「人間重晚晴」就意味着世人多看重生命的早晴,但晚晴亦可重可愛。生命沒有哪個階段最好,以生命力的旺盛來說,當然是青壯年的體力最充沛、記憶力也最好。晚年儘管有「晚景淒涼」的說法,但只要生活還過得去,行動還可以,不自憐自艾的話,善用人生累積的智慧,也會是晴天。
去年,我度過八十歲,今年進入人生的「80後」(不是出生於80後),生命似乎到了另一階段──也許是倒數階段。一年來,無論是生活還是寫作,在不經意間作了改變。
生活方面,我搬了家,搬到一個對老人生活有較多照顧與方便的地方,比原來的居處寬敞,客廳也是我的寫作和閱讀室,整幅牆是一面大書架,我的大部份藏書都可以擺出來。不需每本翻閱,只看到這書架已覺開心。居處有健身房、游泳池、閱覽室。我現在每天上午都到健身房運動半小時。作息較定時,精神和睡眠都比前好了些。
寫作方面,除了繼續主持電台閱讀節目之外,報紙專欄不再那麼緊貼時事,而是常寫些對世道對人生的觀察和感悟,有時也寫寫自己的閱歷和生活。今年書展,我的另一本書,就是選取近兩年較少涉及時政的文章,匯集而成,書名是《重拾優雅》,取自我在這專欄一篇文章的題目,也帶點對自己的期許:少點火氣,多點內斂,盼能較深層次觸碰社會問題。
這個不經意的變動,其實反映了個人對步入「80後」的想法:長居香港,努力維持身體的活動能力,甘冒獨居老人的風險,最重要是繼續為香港而寫,縱使年老也要有生存的目的。這就是我的晚晴。
人生,不在於你還有多少歲月,而在於你怎麼看待你活着的歲月。存在主義悲觀地認為人生下來就開始走向死亡,但重要的是要積極地活在每一天,忠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過自己要過的日子,直到離開人世。絕不活着等死。後果不是我們可以掌握,未來也不是我們可以預料。
近年,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斷遭到摧殘,香港已變得不那麼可愛,甚至變得我們老香港人不熟悉了。新一波的移民潮又掀起。我兩個女兒,一居加一居美,有穩定的工作和生活。她們都樂意我移居那裏。但她們也知道,我在那裏生活,會沒有生活的目標和方向。香港沉淪不是我要離它而去的理由。當然,這是因為我已沒有子女教育和個人前途的考量,倒數歲月的安排簡單和可以隨性。並不期待別人作同樣選擇。
21號,我在書展有一個講座,談香港,談個人,分享我的「進入倒數階段的人生」。其實旨在與讀友們會晤,朋友們盍興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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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6日 星期四

澳大利亞人為何如此悠閒放鬆? - BBC 主页

澳大利亞人為何如此悠閒放鬆? - BBC 主页

澳大利亞人為何如此悠閒放鬆?

(圖片來源:Manfred Gottschalk/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在悉尼的餐館吃晚餐的時候,賬單一般都是由大家均攤,不論貧富(圖片來源:Manfred Gottschalk/Getty Images)

一個周三的下午,臨近黃昏的時候,在我位於北悉尼的辦公室,全體工作人員早早下了班,在夏日的陽光下玩起了一種赤腳滾木球的遊戲。這是一種很放鬆的、澳洲版的傳統草地保齡球,所以,當輪到老闆去給大家買飲料的時候,他就叫了一個人上場代替他的位置。在老闆戴夫(Dave)(注意,大家不稱他為先生,而是直接喊他'戴夫')去酒吧的時候,一群20多歲、挽著褲腿的年輕同事公開嘲笑他剛才的表現。當他端著一個裝滿冰鎮啤酒的托盤返回賽場的時候,開玩笑的人反而提高了嗓門,他自己也加入了打趣的行列。我們所在的也許是新南威爾士州歷史第二悠久的保齡球俱樂部,但這裏沒有筆挺的白色夾克。只有赤腳和啤酒。每個人都被稱為'伙計'。每個詞組的第二個單詞都被縮略了。

澳大利亞人 Alamy
澳大利亞人素以悠閒放鬆的生活態度而聞名(圖片來源: Simon Grosset/Alamy)

這種場景都很稀疏平常。澳大利亞人長期以來素以悠閒放鬆的生活態度而聞名——從悉尼的這種保齡球俱樂部,到內陸地區的酒吧高腳凳,再到維多利亞州的衝浪海灘,到處都是這種節奏。

據維多利亞州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的人類學高級講師塔尼婭·金(Tanya King)博士稱:"說到這種生活態度,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亞人的平等主義、幽默感和非正式用語。"

這些特點並不新奇——從19世紀晚期澳大利亞著名叢林詩人和作家班卓·帕特森(Banjo Paterson)以及亨利·勞森(Henry Lawson)不懼權威的俏皮話和諷刺散文當中,早就可見一斑。1977年,澳大利亞前板球運動員丹尼斯·李利(Dennis Lillee)在覲見英國女王的時候用非常隨意的方式問候她:"日安,您過得咋樣?(G'day, how yagoin'?)",將澳洲人的這一特點表露無遺。2012年,澳大利亞前總理鮑勃·霍克(Bob Hawke)在電視鏡頭前悠閒地喝著啤酒。在我工作之餘的團隊建設活動中,這些特點更是顯而易見。

但是,我想知道,澳大利亞文化中的這些方面到底來源於何處?到底是什麼讓澳大利亞人如此閒適慵懶——或者說至少看起來是這樣?

據金博士稱,這種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伙伴情誼"植根於這個國家的白人移民定居史。她說:"平等主義來源於這個國家建立的方式。"然後進一步解釋說,在18世紀晚期澳大利亞建國時期,被流放到這裏的囚犯定居者常常被統治者和其他當權人物殘忍對待並被剝奪基本人權。這些囚犯階層——主要是來自英國和愛爾蘭的工人階級——不能追求專屬於無罪移民的公民地位,因為後者認為,如果罪犯也獲得平等的權利,將是 "對犯罪行為的獎勵"。由於這個原因,平等精神被許多囚犯定居者當做一種榮譽獎章。他們也許不擁有權力、教育或財富,但他們擁有一種對平等的共同信念。

澳大利亞人 Alamy
金博士認為,澳大利亞人的"伙伴情誼"植根於這個國家的移民定居史(圖片來源: Paul Kingsley/Alamy)

有趣的是,從19世紀50年代以來進入澳大利亞的很多移民來自英國、愛爾蘭和中國這些不太平等的社會,他們對於這種民族特性的形成可能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金博士說:"人們來到這裏,獲得一個新的開始,擺脫了英國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嚴格的等級制度體系。"

澳大利亞的平等主義精神貫穿整個19世紀並延續下來,如今已經成為該國文化的基本特徵。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悉尼的眾多餐廳中隨便選一家吃晚餐,賬單一般都是由大家均攤,不論貧富(這在許多國家都很少見)。也正是因為這樣,用一句隨意的'日安'跟女王打招呼也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雖然英國人可能覺得震驚,但大多數澳大利亞人都稱讚李利是真正的澳洲人。

然而有時候,這種強烈的平等意識也會帶來不太好的結果。澳大利亞的一個流行用語'高大罌粟花綜合症'(Tall Poppy Syndrome)指的是這樣一種趨勢:在社會上取得卓越財富或名聲的那些人往往容易引來懷疑和批判。這說明,有時候澳大利亞人刻意表現很悠閒懶散,因為那些太過努力的人經常被嘲笑。今年早些時候,在美國電視的《賽金花的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Seth Meyers)節目中,當主持人用"著名"來形容澳大利亞電視人魯比·洛斯(Ruby Rose)時,後者做出了這番暗示:"如果你這麼說的話,我會陷入大麻煩的。在家裏看電視的人們可不喜歡聽到這個。"

澳大利亞 Getty Images
澳大利亞的平等主義精神已經成為該國文化的基本特徵(圖片來源: Sergio Pitamitz/Getty Images)

在驅車從悉尼前往墨爾本的途中,沿著太平洋高速公路行駛,經過伍倫貢(Wollongong)、納魯馬(Narooma)和馬拉庫塔(Mallacoota)等海邊小鎮時,我驚訝的發現了澳大利亞另一個特徵。躺在帕姆布拉(Pambula)海灘上,我無意中聽到一些打赤膊的當地漁民在用澳洲人才能明白的俚語交談。他們一邊喝著'arvo tinnies'(下午罐裝啤酒),一邊談論著前晚酒吧裏的那個有點太'aggro'(好斗)的家伙。

澳大利亞人使用語言的這種不正式的方式———喜歡使用'大老粗的說法'(ockerisms,ocker是澳洲俚語,指無教養的粗魯澳大利亞人)和縮略語,這也被認為是來源於囚犯流放時代——在《澳大利亞語言》(The Australian Language)一書中,語言學家西德尼·貝克(Sidney Baker)寫道,'沒有其他階層會比他們更有天分地創造出新的術語來恰如其分地描述他們新的生活狀況。'由英國工人階級創造出來的押韻俚語被縮略得更短——例如,'have a Captains Cook'(看一看)變成了'ava captains'。同樣的方法被用來縮略普通日常用語。'good day(日安)'變成了'g'day','afternoon'(下午)變成了'arvo'。'journalist'(記者)變成了'journo','barbecue'(燒烤)變成了'barbie'。

墨爾本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澳大利亞研究專業的講師坦雅·拉金斯(Tanja Luckins)博士認為,這種類型的語言體現了我們的隨意性。她說:"澳大利亞人一般不喜歡搞得那麼正式。"

(圖片來源:Manfred Gottschalk/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在悉尼的餐館吃晚餐的時候,賬單一般都是由大家均攤,不論貧富(圖片來源:Manfred Gottschalk/Getty Images)

拓荒時代艱苦的條件也對澳大利亞人自嘲挖苦式的冷幽默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雖然在很多國家,在艱難的環境中尋求幽默被認為是低級趣味,但澳大利亞人總是看到較為輕鬆的一面。在上述那次駕車路行途中,當我開上國道,進入維多利亞州時,經過了一些被燒黑的樹木,這是最近一次林區大火的倖存者。一塊提醒駕駛員注意野生動物的路標被燒得彎曲變形了,但一隻跳躍中的袋鼠形像還清晰可辨。有人在這個袋鼠身後畫了一些火焰,讓它的尾巴看起來好像著了火——也許靈感來自一首澳大利亞兒歌的著名改編歌詞,這首歌唱的是一隻笑翠鳥站在電線上,結果尾巴著火了。我忍不住笑了——這一幕很清楚地提醒人們,這是一個'沒有什麼能煩擾我們'——也許這種性格特徵較黑暗的一面表明,每一個笑話可能都不像它表面上看起來那麼輕鬆閒適。

當你駕車環遊澳大利亞時,你無法忽略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這個國家廣袤無垠的空間,尤其是在西部,比中途遍布著國家公園的悉尼到墨爾本之行更加明顯。據拉金斯博士稱,這個特點,再加上充足的閒暇時間和宜人的氣候,共同造就了澳大利亞人輕鬆閒適的生活態度。

澳大利亞 Getty Images
澳大利亞是世界上第一個實行每天八小時工作制的地方(圖片來源: Peter Unger/Getty Images)

她說:"我們這種充足的閒暇時間可以追溯到19世紀50年代。維多利亞州是全球第一個實行每天八小時工作制的地方: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娛樂八小時。"

儘管如今這種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也許沒有原先那麼美妙了(澳大利亞統計局2007年的數據顯示,有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在'非正常工作時間'工作),它仍然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休閒時間的國家。

在一個工作日的下午晚些時候抵達墨爾本時,社區裏四處可見爸爸帶著兒子在街上玩板球(把帶輪子的垃圾桶當作門柱),同時,在這座城市的植物園裏,一群一群的好朋友在陽光下享受著下班後的燒烤大餐和啤酒。我自己也感到輕鬆愜意,以至於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對這個國家的固定印象是完全正確的———澳大利亞人就是很悠閒,而不僅僅是表面上看起來如此。但是,正如金博士所說的那樣,實際上兩種說法都對。

"和我們的幽默感一樣,在這個標籤的表象之下還有一點更深層次的東西。"

澳大利亞人 Getty Images
澳大利亞人善於最大程度地利用自己的閒暇時間(圖片來源: Keven Osborne/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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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專訪郝柏村:稱國共一起領導抗戰有欠公道 - BBC 中文网

視頻專訪郝柏村:稱國共一起領導抗戰有欠公道 - BBC 中文网
謊話說了一百遍就是真的了。

視頻專訪郝柏村:稱國共一起領導抗戰有欠公道

郝柏村接受BBC中文網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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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日前在台北接受BBC中文總監李文專訪時表示,中國大陸官方在抗戰宣傳上把國民黨和共產黨相提並論,同稱為抗戰的「中流砥柱」是不公道的說法。

他還指出,在抗戰中,「毫無疑問,正面戰場是決定性,敵後戰場只是一個補助性的。」 他還補充說,從比例上來說,「正面戰場95% 敵後戰場5%」。

郝柏村在採訪中還為蔣介石在抗戰初期實行的「安內攘外」政策辯護,並批評中港當年雖然發表了《共赴國難宣言》,接受國民黨的領導,但實際上並沒有履行承諾,而且經常自行其是,而且,中共打國民黨的遠比打日本人多,而中共史稱的「皖南事變」就是一個例證。

他還同時批評中國大陸官方故意歪曲和隱瞞抗戰歷史,醜化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並稱雖然國民黨雖然也曾在抗戰歷史上沒有說真話,但都是因為特殊理由或者資料不齊全,而不是故意隱瞞。

郝柏村還反駁有關美國才是中國抗戰勝利最大功臣的說法,指出中國在抗戰期間牽制了一百萬日本軍隊,因此抗戰的貢獻非常大,而且也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

李=李文

郝=郝柏村

李:您近兩年來在很多公開場合一直都在說,堅持中國的抗戰是蔣(介石)委員長領導的,沒有第二人。(郝:對,沒有第二人。)那麼,當然我們知道呢,海峽對岸似乎對抗戰的歷史有他們的一種看法。我不知道您對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官方對抗戰歷史的描述有何看法?

郝:他們的抗戰歷史因為受到1949年內地的影響。當然,1949年的內戰,他們講也好,反對也好,或者是醜化也好,這都是他們的事情,我們沒有意見情。但是抗戰的8年歷史是1949年以前的事情,我想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他們對以前的歷史,他們無權更改。當然我個人說呢,這個是……我是49年才從大陸到台灣來的。這個是,大陸對49年以前的抗戰歷史,不但是隱瞞,而且是扭曲。我記得十多年以前到上海寳山看過一個淞滬戰役紀念館,規模很大。這個就是很好,我去看了之後很不客氣的跟他們講,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現在他們說一定要重新更改,我說,要更改的話要和我們交換意見嘛,到現在呢他們再次邀請我去看,我說不去看了。這就是淞滬戰役,是我們八年抗戰中最重要的一個戰役。這個戰役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戰略,也是歷時最久的一個戰役,也是我們雙方面犧牲都很慘的一個戰爭。我們差不多犧牲了三十萬人,雙方參戰的兵力有一百萬人。當時日本參戰的共有17個師團,上海淞滬戰役就動用了10個兵團,我們則有七十萬人,雙方前前後後就打了3個月。所以這個淞滬戰役的戰略價值和歷史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他們(指中共)只是講有游擊隊投手榴彈,而沒有沒有提到淞滬戰役以及淞滬老百性當時蒙受的痛苦災難這段歷史。我當時看了之後說,游擊隊投手榴彈等,這算不了戰爭,雙方三個與的戰爭造成四十萬人的傷亡,這是幾顆手榴彈可以做得到的嗎?

在七七事變之後,在華北地區有一個塘沽停戰協議,根據這個協議,我們的軍隊是受委屈的,因為黃河以北地區的部隊只能在長江以南部署。日本發動七七事變之後,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髮表《最後關頭》演說,當時日軍一天就把北平佔領了,我們的一個副軍長和師長也陣亡了。當時日軍主要是沿平安路和津浦路南下,由北向南,而我們在江南的部隊調到華北地區也來不及,而且華北地區許多補給線也都被日本人控制了。所以蔣委員長後來決定把戰爭的重心移到江南來,同時把由北向南的戰爭改成由東向西。因為我們凖備長期抗戰,主要是以大西南和大西北為根據地,主要是把雲南和四川作為主要根據地。但是四川那個時候,中央政府控制不了。所以如果是由北向南打,日本人先佔了武漢,那四川同華東割開了。那就根本無法經營這個抗戰根據地。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抗戰的重心移到上海來。當時日本說,中國三個月就解決了。結果我們在上海就打了三個月,而且把全民的抗戰信心也激發出來了。當時上海一直有租界,租界是中立的,日本人也不敢侵犯。而租界的外國人也很容易看到我們的抗戰,所以也得到了國際的同情。因此上海戰役,雖然我們犧牲很大,但是戰略意義非常重大,但他們這段歷史完全看不出來。所以這是舉一個例子,我經常說舉個例子,我一看到他們新聞說,抗戰時國民黨將領投降有多少人。我們八年抗戰,將領沒有一個投降,同時我們也沒有部隊被俘的,有全員陣亡的,一個旅幾千人全部陣亡。大家可以看看太平洋戰爭、德蘇戰爭,通常一個會戰就有成千上萬的人舉起手投降,進了俘虜營。但八年抗戰,我們中國軍隊就沒有(投降)。所以在太平洋戰爭發生的時候,英國人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也是舉起手投降,我們沒有。而他們(指大陸官方)居然說我們,其實是汪精衛到南京去組成偽微政府以後成立了偽軍,這些人怎麼能算是算是國民黨投降,他原來也不再抗戰陣營裏面,所以(中國大陸)在這些地方不但隱瞞而且醜化蔣委員長,另外一個就是黃河決口,這個黃河決口在我們八年抗戰歷史上的戰略意義非常大,但老百姓犧牲也很慘。

李:您指的是花園口決堤這件事?

郝:如果徐州會戰沒有黃河決口,那河南和安徽都是平原,日本人的裝甲部隊就會一直衝到西安,所以黃河決口,日本軍隊就不能過來了,那比一百萬兵力還要重要。當然,老百姓的犧牲是很慘,但這種犧牲,他是為了國家,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犧牲,是同軍隊犧牲,價值是一樣的,我們應該懷念他們,紀念他們,永遠不能忘記。因為黃河決口,所以日本人由隴開路西進,再以平安路南下的計劃受阻,他們必須把兵力都從長江由東向西慢慢地打。

李:這個我以後再問問您,我想回過頭再問問說,我注意到這一兩年有一些中國大陸的官方學者提出一些新的說法,他們不否認抗戰有國民黨領導的那一面,但認為當時其實是有兩個領導者,一個就是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的領導,另一個是共產黨在所謂敵後根據地的領導。所以他們的一個看法就是,其實當時在抗日戰爭過程當中同時有兩個領導。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郝:我同意這個說法,但這個說法本身就有一個很大的毛病。第一個,是有兩個(領導)。七七事變和上松會戰後,共產黨發表了一個《共赴國難宣言》。《共赴國難宣言》是認為抗戰是由國民黨領導,由蔣委員長在重慶的國民政府領導。他要服從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對不對?例如,假如這個情形,為甚麼有兩個領導呢?事實上他們當年發表了《共赴國難宣言》,實際上他們沒有遵守《共赴國難宣言》,他們自行其事。事實上,不錯,是有兩個領導,也就是中央戰場和敵後戰場。比如說,平型關,這次我也去看了,平型關是在八年抗戰惟一一次由中央政府指揮、並有八路軍參加的一次會戰,當時林彪只是八路軍的一個師長而已。當時的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是閻錫山,他指揮太原會戰,另外左中右有三個集團軍,左翼是楊愛源、中間是衛立煌、右翼是朱德,所以林彪是朱德右翼的一個師,抄了日本人的後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真正的中央戰場則是郝夢齡(國民黨第九軍軍長)陣亡的位置,同時在平原也一個旅四千人全部部陣亡。這四千人全部陣亡我們之前也知道,這次我去看,發現日本人豎立的一個碑,日本人最後感覺到,站在軍事的立場,這一個人真是了不起。所以他們也樹了一個碑,現在這個碑還在,我這次也看到了。所以同時第二點我們要強調的是,究竟八年抗戰是正面戰場是決定性的,還是敵後戰場是決定先的,那毫無疑問,正面戰場是決定性,敵後戰場只是一個補助性的。最後所謂的國共磨擦,根本就是他們消滅了兩個政府軍,一個是蘇北的80軍,另一個是在湖北的40軍。所有原來國民政府凖備留在敵後和共產黨互助打游擊的軍隊,結果都被他們趕跑了。所以這這就是事實,當然現在我不願意過度強調抗戰之間的國共磨擦。而國共磨擦也是抗戰期間,抗戰陣營內部蔣委員長最痛苦的一種煎熬。所以,我們真的可以說中國這種說法是不公道的,抗戰不錯等於有兩個中國領導,一個是重慶的國民政府,一個是延安的中國領導。所以當我看有關平型關戰事的描述說,奉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等等,那真是豈有此理。這個會戰是歸閻錫山指揮的,毛澤東怎麼能夠指揮一個師呢?這都是內行人一看都很清楚的。

李:我記得在2005年的時候,也就是抗戰勝利60週年的時候,當時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一個紀念儀式上這麼說,其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抗戰共同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就是說,他把中共和國民黨在抗戰的作用放在一個比較並排的位置。當然他沒用共同領導。那您又同不同意這種形容呢?

郝:我想,這種話.基本上是比較進步一點,他承認這個正面戰場。但是如果我們拿個比例來說,正面戰場同敵後戰場的比例來比,我想正面戰場佔了百分之九十五,敵後戰場最多只有百分之五。你說兩個黨他們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表示兩個黨都在抗戰裏面,這是沒有錯的,汪精衛則跑到抗戰陣營以外去了。但是你說是兩個是共同的中流砥柱,這個未免不見得是一個很公道的話。當然現在大陸政權是他們的,他們愛怎樣說就怎樣說了,但是我相信,這個不是事實。

李:其實我們有時看到中共官方有關抗戰歷史中經常會提到一樣東西,就是說蔣委員長在抗戰最初的時候,是堅持「先安內,後攘外」的一個政策,那麼當然他拿這個作為證據,證明蔣委員長沒有心思要去抗日,而更把他的力量用去剿滅共產黨,我不知道您對這個說法有何看法?

郝:這很好,你敢於問這個問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北伐剛剛統一,那個時候的所謂中央,也就是國民黨真正控制的只是江蘇、浙江、安徽三個省,其餘四川是劉湘的,西北有馬家,雲南則有龍雲,所以只是名義上的統一。第二呢,我們在九一八的時候連幣制也不一樣,雲南有雲南的鈔票,四川有四川的鈔票,我們在江蘇用的是一個大銅板,一個大子,北平北京用的是一大子,金融都不統一的。一直到民國二十四年,在英國幫助下發行法幣,中國的幣制才得以統一。那個時候,在九一八之後,比如說,從南京運東西到漢口,經過蕪湖要收一次稅,經過安慶又要收一次稅,這是中國在曾國藩時代留下來的賺錢方式,因此交通貿易上的障礙就很多。同時,共產黨在瑞金(江西省)成立了中央蘇區,請問在這種情況下,兵役法也沒有,過去軍閥都是靠「自願兵」來的,,所謂「自願兵」其實就是只要你給飯錢,我就跟你走。這些兵欺負老百姓還可以,但真的打仗都不行。因此,這個情形之下,請問你,你怎樣去抵抗一個世界一流的強國?所以才提出一個「安內攘外」的政策。「安內攘外」不是為了專打內戰,一直西安事變後,「安內」表面上是結束了。所以日本人在西安事變結束半年後就發動了七七事變,因為日本人發現中國西安事變以後,中國真正的內戰停止了,慢慢地留給蔣某人三年到五年時間,到時候要進入中國很困難,他知道不能再等了,就發動了七七事變,這就是很重要的證明。另外,共產黨反對「安內攘外」,當時很多人以反「安內攘外」作為反蔣的手段。民國二十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三年長江會戰的時候,我們中央軍兩個師參戰。可是這個時候江西跟共區,毛澤東幾乎打到南昌呀。他們並沒有說因為日本人打我們,我們不應該打國民黨。你想,這個情形下怎樣抗日?

另外,民國二十五年,也就是1936年,廣東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當時的「兩廣事變」的口號是要北上抗日,其實哪裏是抗日,他是為了反蔣。所以後來我們把陳濟棠的軍長拉過來了,陳濟棠的五十架飛機一天飛到南昌來了,陳濟棠就垮台了,李宗仁也回到廣西了。包括西安事變也是一樣,他們是反對內戰,把張學良鼓動了,所以當年後來算是停止剿共了,但是真正到了抗戰開始的時候,你們看,韓複矩應該守濟南,他不打,要保持實力。那時,日本人的策略就是,只要把你蔣某人所謂中央的勢力消滅了,其他各地方的軍頭呀,他們個別的去妥協,劉湘還是關四川,龍雲還是管雲南,日本人就是這樣的一個策略。所以到了抗戰開始以後,反對「安內攘外」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一個是韓複矩,讓他守濟南,他不守濟南,一天就把濟南丟了,最後把他抓到雲南槍斃了。這樣才有台兒莊勝利,因為後來大家一看到這樣,直到是真抗戰,叫你死守,守不住就死了,沒有第三條路走,如果你走,一抓到就杯槍斃了。

另外第二個,我們看看劉湘。當時槍斃韓複渠時我還在武漢,而劉湘因為有病到了漢口,所以當時有流傳說,槍斃了韓複渠,嚇死了劉湘。其實劉湘後來是病死的,但大家都說是嚇死的。有傳言說,日本人同韓複渠和劉湘,劉湘同韓複渠都有聯絡,說你也不要打,我們四川也不讓老蔣來,這樣我們個別投降,有這麼一個傳言。但是當時槍斃了韓複渠,嚇死了劉湘,這個流傳當時我們都覺得好笑,怎麼劉湘會被殺死呢,但是真相,我們沒辦法了解。舉例來說,另外就是汪精衛了。汪精衛在蔣委員長在廬山宣佈「最後關頭」一道,我們看到汪精衛說「中華民國快要往了」後來武漢丟了之後,德國大使就出面調停。調停的條件是,第一個承認滿洲國,第二個共同剿共,第三是經濟合作,日本人認為他們戰勝了中華民國,要把中華民國變成日本的附庸。蔣委員長當時說得很簡單,要談和可以,但首先要恢復七七事變簽訂態勢,換言之,日本人要先退出漢口,退出廣州,退出南京,退出上海,退出北京,退出太原,還有退出濟南等,我們再來談,當然日本人不會同意。可是汪精衛動了,他接受了,他最後和日本簽約承認滿洲國。他還是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還叫自己是國民黨,但是在中華民國上面加了一個粉條子,叫「和平反共」,這個馬腳也露出來了。此外,還包括(雲南王)龍雲,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前,中央軍進不了雲南。汪精衛為甚麼能跑到河內去,是龍雲幫忙的。所以汪精衛到了南京同龍雲還有聯絡。所以真正到了抗戰開始時,抗戰以前假借說老蔣只打內戰,不打日本人的。最後抗戰真的發生了,老蔣沒有接受投降,是汪精衛(投降)呀。

李:您剛才說了這麼多,我們可以解讀,您認為就是中共官方在這個抗戰歷史上其實有很多不盡不實的東西,但是反過來,可能也有人會說,那國民黨官方當年在這個抗戰歷史上是不是也有很多不盡不實的地方。比如說,您剛才提到個黃河花園口決堤,我看到一些描述說,最初國民政府指這個東西是日軍轟炸,(郝:是日本人炸3的),那這是不是說國民政府當時在很多方面也沒有尊重歷史呢?

郝:不,這是一種戰時宣傳。戰時宣傳不一定講真話,同時對老百姓也很難說明政府的政策,你一定要把這個栽在日本人身上,讓老百姓去恨日本人,不能恨政府。這是一個戰時宣傳策略,這是戰爭時期一個很平常的事。比方說,當時蘇聯進駐新疆,我當時在重慶是一名大學生,我們也都不知道。那時候,孫世才為什麼又反對蘇聯,我們後來看到老蔣的日記才知道。那時抗戰前兩年,蘇聯幫助我們,抗戰末期,蘇聯要佔領新疆呀,但是當時在重慶都沒有這樣的新聞,我們都不知道。但是為甚麼要隱瞞這件事,這不希望內部的問題出來,讓民心受浮動,所以這是戰時宣傳,是正常的。

李:好,您解釋這個事情是戰時宣傳,但是我也注意到,即使在戰後很多年,有一些有關抗戰的歷史,比如在台灣的一些教科書也好,或者歷史裏面記載的也好,也沒有完完全全全部的歷史真相。比如我舉個例子,四行倉庫保衛戰,有八百壯士,那麼在國民黨的官方宣傳裏面,當然x是講他怎麼去跟日軍打仗,但是好像沒有講,就是之後最後這些八百壯士也好,也有人說是四百多人也好,到了租界,這些歷史,好像也隱瞞了。

郝:這個沒有。四行倉庫,上海撤退的後衛陣地,四行就是中東交農,這就是我們民國二十四年法幣改革的四個國家銀行。他們在上海有一個聯合倉庫。這個倉庫在蘇州河北岸,蘇州河南岸就是租界了。所以我們戰略後衛陣地就是因為租界地區,日本人不能隨便打炮,而如果打了遠了,就會打到租界去了,而那時還沒有正式宣戰,日本人也不敢侵犯租界,所以租界無形中對我們來說是個掩護,就像上海淞滬戰役一樣,我們的炮兵陣地和租界隔一條馬路,我們的炮可以打過去,日本人明明知道我們的炮在此,他不敢打,怕炮打遠打到租界去了。所以這是我們的淞滬戰役有利的地方,租界對我們有利。其他包括難民及情報工作等,租界也都是對我們有幫助的。所以四行倉庫在蘇州河北岸,日本人在攻我們這個後衛陣地,一下子就攻不下來了。炮也不能打,打遠了到租界去了,近了就只能用步槍和機關槍,但四行倉庫是鋼筋水泥,這些都是沒有用的。但等到我們大軍撤退完成了,這個後衛陣地就沒有任務了,租界當局就讓他們進入租界了,當然那時候我們政府和租界也許背後有聯絡,所以抗戰時候我們沒有被俘虜,撤退到租界來了。他們進了租界後被繳了械,這就是事實,我們沒有甚麼隱瞞的,最後謝晉元(團長)還是汪精衛派人把他刺掉,暗殺掉了。

李:但是好像我所觀察,(郝:在戰事上,戰場上很正常的呀。他是後x陣地,後x陣地任務完全了,最後撤退到中間,這就是為甚麼當時選擇那裏的一個道理。)那您認為國民政府在抗戰一些歷史,包括今天,沒有隱瞞過任何東西。還是說…(郝:我想沒有。但是數據不正確的有。)就是故意隱瞞的沒有……

郝:就是故意隱瞞的沒有。所以我們當時不就是說,抗戰我們是民國二十七年,幾乎了是打了十四個月,這我們抗戰第一期。第一期我們主要是守陣地,不能隨便退,要奉命令才能退,命令到了才能退,否則主管要槍斃。我們爭取了十四個月的時間。這十四個月幹甚麼了,我們把南京的兵工廠搬到四川去。另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小紗廠能往後方遷的都遷了,這十四個月很重要。因此這個上海戰役和武漢會戰徽戰打得不同,武漢自動放棄。但是在民國二十八年,也就是1939年,我們組織了一個冬季攻勢,冬季東x攻勢的就是我們全面的發動攻勢,但這個攻勢是象徵性的,象徵性的表示甚麼,我們在上海會戰雖然受到了一些損失,但我們已經恢復了。然後我們另外打昆崙關,昆崙關是日本人一個很重要的陣地。我們把昆崙關攻下來了,這表示我們有攻擊能力,就像當時對外宣傳的那樣「愈打愈強」,「愈打愈強」我們不能只是當口號來喊,我們要拿事實去證明,所以這些是蔣委員長他決定抗戰,打了沒有中途妥協,非要打得最後。

李: 這個我相信,可能在台灣也好,在外界可能可以看到,但是在台灣的官方數據,有關抗戰數據的也好,或者甚至一些歷史書也好,有沒有提過中共曾經也參加抗戰呢?有沒有提過八路軍呀,新四軍,甚至有沒有提過中共一些將領也在抗戰裏陣亡呢?好像我沒有看到過。

郝:當然沒有看到,也許是沒有,因為我們根本沒有這些數據呀。那平型關我們也講呀,我們也打得很慘呀,所以這一次我特別去平型關看了。所以那個時候,老實說,中共打國民黨的遠比打日本多。我們有一個89軍在黃橋事件,一個軍長陣亡了,89軍也被中共消滅了,原來新四軍在江南的。當時政府也不能一面剿共、一面抗戰,所以把新四軍調到黃河以北去,讓他們在河北平原、山東平原和山西去發展,這本來也是個一個妥協的很好辦法嘛。可是他(新四軍)不答應,仍然留在江南搗亂,結果最後顧祝同把新四軍解決了。

李:當然在中國歷史上呢,這稱為「皖南事變」(郝:新四軍事變) 對,

郝:但新四軍事變不能怪國民黨呀。你按照這個《共赴國難宣言》要服從蔣委員長的命令,蔣委員長的命令叫你調到黃河地區你不去,原來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是歸在第二戰區,而湖北屬於第一戰區。而十八軍團自己就跑到湖北去了,都完全抗命嘛。當然那個時候老是說,也不深究了,過去很簡單的歷史。新四軍軍長是葉挺,葉挺在中共軍隊中僅次於朱德。葉挺後來被我們抓到了。我們抓到他後把他解到重慶關起來了。從軍法上說,他是抗命呀,抗命應該跟韓複渠一樣被槍斃呀。但是葉挺沒有槍斃啦。抗戰勝利後把他放了,很不幸在他飛回延安時 (李:在空難中去世了。)同他的女兒葉陽梅一起摔死了。這很不心安。站在個人的,我還蠻同情他的。所以這是舉個例子啦,同樣的,所以這個蔣某人雙重標淮啦。這不就是政治現實嗎?

李:還有一種說法說,其實抗戰勝利不是共產黨的功勞,也不是國民黨的功勞,是美國的功勞。因為美國投擲了原子彈在日本,結束了戰爭,再加上美國也給國民政府很多的軍員呀,財政支持,所以最有功勞的,這個中國的抗戰呢,應該是美國。您又怎樣看這種說法?

郝:這是完全是顛倒事實,是滅自己威風的一種說法。抗戰,我們牽制了一百萬人的日本軍隊。如果我們變成他的附庸了,不僅是這一百萬的軍隊可以打蘇俄去,打到南洋去,並且他可以把中國的兵也可以徵去,當時我們打昆崙關時,日本軍隊其中一個旅都是台灣人,因為台灣當時是日本的。所以日本人為甚麼最後失敗了,中國戰場不能夠解決是失敗的最重要原因。所以日本在珍珠港事件之前還派野村吉三郎到美國去談判。當時日本為了同美國妥協,答應說日本在中國大陸停戰六個月,而美國也應該不干涉日本。當時美國凖備接受,被蔣委員長知道,馬上告訴羅斯福(美國總統),對不起,如果你們妥協了,日本人不打了,我不停戰,後來羅斯福沒辦法,最後才發生了珍珠港事件。如果蔣委員長那時候停戰的話,停戰就停戰嘛,那美國人根本不會跟日本人打起來。第二點,更重要的就是,抗戰期間我們獲得援助很少,除了駐印度的兩個之外,其他要等到德國投降後,如果美國不投原子彈,日本人繼續打的話,(美國)才慢慢開始援助中國。當時何應欽的中國戰區,四個方面,但是當時在印度,我們已經反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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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5日 星期三

王慧麟:應是釐清誤解的時候 - 20170705 - 觀點 - 每日明報 - 明報新聞網

王慧麟:應是釐清誤解的時候 - 20170705 - 觀點 - 每日明報 - 明報新聞網

王慧麟:應是釐清誤解的時候 - 20170705 - 觀點

【明報文章】習近平來港3天,匆匆而去,留下兩次重要的講話。親中傳媒當然大書特書其什麼「三個相信」等。這幾天本報對此有精要分析,毋須筆者增磚添瓦。筆者反而認為,這兩篇說話,可讓泛民朋友頭腦更清、思想更靈。總的而言,筆者希望泛民朋友要有「三個不要」。


盼泛民要有「三個不要」

第一,不要再沉迷什麼「兩套班子權鬥論」。

自2014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發表之後,部分泛民朋友一直堅持,「白皮書」只是由某一個掌管港澳系統的人士主催的說法,北京領導層對港政策的真正想法,並非如此。

3年了,「白皮書」所講的方方面面,其實一直有序地推進,泛民部分朋友仍拒不相信,甚至認為今年5月張德江訪問澳門的談話,也未必是北京領導層的真意云云。

不過,上周習近平的講話,主軸仍是「白皮書」的內容及精神,而且更說得具體及細緻,相信泛民部分朋友亦應該明白,至少在對港政策方面,不存在「兩套班子各懷鬼胎」的權鬥論。

第二,不要再認為北京「誤判」港情。

過往20年,部分泛民普遍存在一種說法,即是北京一直對「港情」誤判,所以才有某些過火的操作。「誤判」一詞的潛台詞,是北京只要不再「誤判」的話,就會站出來糾正「錯誤」。

但是,從習近平的發言可見,現在北京只容許一種「一國兩制」的詮釋,只容許一種指示(如推動青年國民教育)。What if即使北京明知是「誤判」,也要排除萬難、一意孤行地推動他們心目中想做的政策,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呢?更深層的說法是,自「白皮書」後,根本北京對港政策,沒有存在什麼「誤判」或「不誤判」,一直就是想做就去做呢?What if「林鄭上振英落」,只是因為執行者做得唔好而換人,並非因為「誤判」港情導致作風「過左」而覺今是而昨非,換掉特首呢?

第三,不要再沉迷「中間人」政治。

早前曾經有傳習近平在港時將與部分泛民會面。後來有傳媒爆出,原來是有「中間人」曾經與泛民中人會面時提過,部分泛民朋友以為「有計」,於是傳出這個說法。

無論誰是誰非,事實證明根本沒有此安排。這次進一步讓部分泛民朋友想清楚,究竟所謂「中間人」是真正在幫助泛民,還是「收風」搞搞震。

由於北京政治不透明,對港政策牽涉太多利益集團,所以在北方確實存在不同人士以「溫和」、「溝通」的面貌邀約泛民朋友會面,大談什麼「和解」等等。泛民中青一代,大部分已是「聽住先」,不太盡信,很多已對這類「中間人」政治深感厭惡及死心。但仍有資深的泛民朋友深信不疑。今次「習主席與泛民會面」的想像,不就是自討沒趣的例子嗎?

勿一廂情願沉迷當中

香港民意代表與北京「中間人」會面,有助減少誤會增加交流,當然是好事;但就不要一廂情願、沉迷當中。

上周習近平的講話,預示了未來5年北京對港政策不變。既然如此,泛民朋友就不應汲汲於「重啟政改」,繼續沉迷「中間人」政治及不切實際的權鬥論,關起門開會就將報攤的政治八卦刊物的報道,當作真事認真討論。

回想在1997年,北京強拆「直通車」,另立臨時立法會,趕絕所有民主派。當時華叔(司徒華)曾提出了一條路線,就是「高築牆,廣積糧,抵禦寒冬」。相信20年後的今日,仍然適用。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王慧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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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日 星期六

觀察:中英聯合聲明「失效」 中共承諾價值幾何? - BBC 中文网

觀察:中英聯合聲明「失效」 中共承諾價值幾何? - BBC 中文网

觀察:中英聯合聲明「失效」 中共承諾價值幾何?

China, UK, Hong Kong AFP
1984年12月19日,中國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共同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中國外交部說,中國領導人親筆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只是一份不具現實意義的"歷史文件"。中國政府的承諾那麼不值錢嗎?

《中英聯合聲明》是中英兩國於1984年共同發表的一份聲明,承諾香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在"一國兩制"下享有不同於中國內地的自由與司法獨立。

該聲明由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簽訂,當時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都在場見證。該文件於1985年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正式生效。

在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前夕,英國外交大臣鮑里斯·約翰遜於周四(6月29日)發表聲明說:"英國在與中國的《聯合聲明》中立下的對於香港的承諾,在今天仍然與20年前一樣有力。"

他表示,毫不懷疑香港未來的成功將取決於《聯合聲明》保護的自由和人權。

China, UK, Hong Kong Getty Images
英國外交大臣約翰遜說,香港未來的成功將取決於《聯合聲明》保護的自由和人權。

出人意料的是,這個措詞謹慎的發言竟然引起中國政府的強力反彈。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周五舉行的記者會上回應說:"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懷抱20年,《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

"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希望上述人士認清現實。"

也就是說,中國政府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

"羞辱英國"

英國政府已對中方的說法提出異議。英國外交部一位發言人說:"現在《中英聯合聲明》與30多年前簽署時同樣有效。

"這是一部在聯合國註冊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條約,而且持續有效。作為聯合簽署國,英國將密切監督其實施情況。"

中方的表態也引起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抨擊。香港社會民主連線主席吳文遠在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說:"中國政府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非常可笑。你不能今天簽一個合同,明天就說合同已成歷史。"

他認為,"這不只是中國政府羞辱香港人民,也是習近平在羞辱英國政府。"

China, UK, Hong Kong EPA
習近平7月1日在香港發表演講稱:「香港居民享有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廣泛的民主權利和自由。"

《基本法》也"失效"?

為緩解此事在香港引起的民意波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港媒說:"50年不變是《基本法》重要條文,市民不用擔心。"並說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也強調要全面落實《基本法》。

但是,這話恐怕難以令香港人完全放心,因為中國政府對其在香港《基本法》中做出的承諾也並未忠實履行。

《基本法》承諾港人有權透過普選選出行政長官。但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2017年"普選"方案規定,候選人必須由所謂"提名委員會"事先甄選。

這與香港人一直期待的普選方式有很大差異,因此被稱為違反《基本法》的"假普選",遭到香港立法會泛民議員的反對,並直接引起2014年的"佔領中環"事件。

China, UK, Hong Kong AFP
2014年"佔領中環"的示威者要求香港獲得「真普選」的權利。

何必當初?

既然中國政府不想履行這些承諾,為什麼當初要對國際社會和香港人民做出這些承諾呢?

可以想像,30多年前,中國國力仍不算強大,需要做出姿態緩解國際壓力,並穩定香港民心。

但熟悉中港台事務的香港資深媒體人梁文道認為,在"一國兩制"和香港民主化問題上,八十年代的中共當局或許真的曾經有過一定的誠意。

梁文道上周接受《明報》採訪時說,"所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與其說是香港時間表,倒不如說是大陸政改時間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想法,是到了2047年,兩制要慢慢愈走愈近"。

當時中共已開始搞村委選舉,"到2047難道上海廣州還未能全面選市長嗎?到時取消兩制也沒問題,因為已經接軌了。"

但問題是,這種想法在"六四"事件後在大陸已經破產。

梁文道說,當中共對自己政治前途的想法轉變後,便會憂慮一個問題:"假如香港可以有真普選,對內地構成多大衝擊?香港可以選自己的市長,為什麼我上海不可以?"

他分析道,為了避免這種想法在中國蔓延出去,所以當局"一定要拖住香港的民主化進程"。

China, UK, Hong Kong EPA
7月1日早晨,抗議示威者和親北京人士在會場附近發生衝突。

"歷史的先聲"

說到中共未兌現的民主承諾,不能不提及大陸作家笑蜀編寫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

該書收錄了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社評及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講話文章,內容都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讚賞美國制度,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的。

比如,書中引述毛澤東1944年6月回答中外記者團問題時的話說:"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另外,《解放日報》1941年5月26日評論說:"而民主與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其他自由權利是不是得到切實的保障,不做到這點,根本就談不到民主……

"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忠實於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語,都是兌現的。我們決不空談保障人權,而是要尊重人類崇高的感情與向上發展的願望。"

這本書引述的都是中共官方出版的報紙和講話,但卻被中國政府查禁。也就是說,這些70年前對中國人民做出的「莊嚴承諾」,早已被中共一筆抹煞。

這對香港而言,又何嘗不是"歷史的先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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