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31日 星期日

世道人生:2018的待望 - 李怡

世道人生:2018的待望 - 李怡

世道人生:2018的待望 - 李怡

讀友們新年好!
在新年祝賀訊息中,最有意思的是一個在運轉的時鐘,從2017年運轉到2018年:「2017:壓力、焦慮、失望、疾病、腐敗、憎恨、挫折、失敗、懊悔、混亂、黑暗。2018:光明、健康、成功、富足、安寧、精采、鍾愛、平靜、積極、美滿、希望。
「有12個章節、365個機會在等着你。」
過去一年的回望也許確實如此,新一年的展望會這樣嗎?我只能說是待望──美麗的意願。
想起一個發生在2017年初的美國故事。
那是新總統特朗普就任幾天後的事,在華盛頓特區,一家標明是自由主義的餐館,走進三名男子,他們每個人都帶着鮮紅的,寫着「讓美國更偉大」的帽子,顯然都是來參加1月20號就職大典的特朗普支持者。他們從德克薩斯州飛來,領隊的是37歲的Jason White。
餐館侍應中有一位黑人舞蹈家Rosalynd Harris,她要賺錢來養活她對舞蹈的熱愛,於是在這家標榜自由派的餐館找了份工作。不用說,她是反對特朗普的。她看到戴着支持特朗普帽子的三個人走進來,並且坐在她服務的位子上,開始有點不知所措,但她決定像對待其他顧客一樣,予以微笑的服務,儘管這事對她來說很不容易。
這幾個男人舉止文雅,用餐過程沒有給Rosalynd添加任何麻煩。但Rosalynd認為,他們不會給小費。雖然不給小費的事很少發生,但這是一家與他們的政治觀點對立的餐館。
但是,當她拿到賬單時,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Jason White付了450美元小費,而整個消費才只有72.60美元。然後她看到了賬單上寫的字:
「我們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在某些問題上可能有分歧,但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像你這樣分享美麗的微笑和善意,我們國家就不會分裂,會是一個不分種族,不分性別,一個美國人的國家。願上帝保佑!」
Jason的饋贈和留言,讓Rosalynd感動,她後來說:「這事改變了我的觀點。共和黨,民主黨和自由主義者這些不同群體,還是有希望能相互理解。Jason他不是為了感動我,而只是告訴我他很開心,他希望所有人都開心。這非常感人。」Jason說:「當時我坐在那裏,想着過去幾天發生的事。我不認識她,她也不認識我,如果大家對人都有先入為主的看法,那這世界永遠不會變好。」
過去一年,美國主流媒體一直與特朗普處於對立狀態。但12月17日,在大選期間支持希拉莉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Ross Douthat發表文章說,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年就贏得了對抗IS的戰爭,令他既驚又喜。伊拉克總理阿巴迪12月9日正式宣佈,和IS長達三年多的戰爭結束,收復所有被IS佔據的領土,並且逐出所有IS極端分子。他認為,美國媒體窮追不利特朗普的新聞,不報道IS被他擊敗,「是新聞界的一場敗仗,媒體之所以沒有充份報道這個重大勝仗,是因為它不脗合我們新聞業目前全心投入報道唱衰特朗普的論調。」這是言論自由下的新聞界的反省。
包容和反省是讓世界和社會變好的希望。2018年的香港,有這樣的希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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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vs普通話:當香港的語言遇上政治 - BBC 中文网

廣東話vs普通話:當香港的語言遇上政治 - BBC 中文网

廣東話vs普通話:當香港的語言遇上政治

Two girls use their phones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Hong Kong on July 26, 2016. 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對於一些香港年輕人來說,講普通話成為某種禁忌

1997年,當香港從英國手上交還給中國時,這裏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說哪怕一點普通話。

現在,二十年過後,這個比例幾乎翻倍。

但就在人們越來越能夠用普通話交流的時候,香港的一些人正在對此失去興趣,甚或直接拒絶說普通話。

香港理工大學的漢語及雙語傳譯教授陳瑞端表示,對於她其中一些學生來說,講普通話幾乎可能成為一種禁忌。

「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普通話的整體水平正在提高,」她說,「但是其中一些是根本抗拒。」

這是因為,對於很多人來說,普通話變成了一種象徵香港「大陸化」的不安提醒。

社會上對普通話抗拒的同時,是人們開始質疑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認同,這同時令香港和中國大陸政府警惕。

去年六月,香港大學一項年度調查發現只有31%的人說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自豪,比之前一年有顯著下降,也是自這項調查於1997年開始以來最低的一次。

通往成功的語言

廣東話vs普通話:區別在哪裏?

即使對普通話的反感正在形成,人們也不情願地意識到,流利地說好這種全球有10億人在講的語言可能是在香港通往財富與成功的關鍵。

我最大的小孩滿兩歲時,我開始尋找合適的幼兒園。

令我驚訝的是,香港最搶手的學校都教英文或者普通話,而不是幾乎全香港人的第一語言廣東話。

而更令我震驚的是,據香港教育諮詢機構Top Schools的創始人魯思·本尼(Ruth Benny)所說,她99%的客戶,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派駐人員,都強烈地傾向於普通話。

「我相信廣東話在正規教育的語境下並沒有被非常重視,」魯思·本尼說。

她表示,廣東話的家庭很樂意讓他們的小孩能夠「流利地社交」,但更傾向於讓他們把普通話當中學中文,學習標凖的中文書面語。

在香港主權從英國手中交還給中國20年之後,越來越傾向於普通話的教育系統要以廣東話為代價,這在香港居民當中引起了憤怒和不安。

他們擔心,這座城市獨特的文化和身份認同最終會被納入中國大陸,一些人疑問,這種語言是否正在和這座與之緊密相連的城市一起消亡。

語言之爭

1997年主權移交之前,很多香港本地學校都在官方的介紹當中使用英語,但在實際教學中也使用廣東話。

普通話很多香港家長視為通往成功之路的鑰匙

被稱為普通話的國語在1980年代引入各所學校,但直到1998年才成為教學綱要當中的核心部分。


廣東話與普通話:誰先出現?

參與支持廣東話示威的抗議者

粵語廣東話被認為是起源於公元220年漢王朝覆滅之後,當時長時間的戰亂令北方的漢人向南方逃離,由此將他們的古老語言帶到南方。

被稱作「官話」(Mandarin)的普通話,最早的紀錄則要晚得多,在14世紀中國的元朝。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普通話在全中國普及。


「正如所料,在回歸之後,普通話更受重視,也更普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謝錫金說。

到1999年,香港教育局已經開始公開宣傳,其長遠目標是要以普通話而不是廣東話作為中文科的授課語言,不過未有提出實施這一目標的具體時間表。

大約十年後,政府顧問小組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宣佈,將支出2600萬港元予各學校,轉為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該小組表示,在四年內可能最多有160所學校加入這一計劃。

廣東話關注組織則估計,70%的小學和25%的中學現在都使用普通話教授中文。

政府偏向?

在官方修辭上,香港政府鼓勵學生掌握中英雙語,而且是英、粵、普三語。

在香港數所大學授課的廣東話專家包睿舜(Robert Bauer)表示,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和教育局基本上是「收買」學校,讓它們從廣東話轉向以普通話教授中文課。

「他們在聽北京的命令,」他說,「廣東話令香港和大陸不同。中國政府討厭這個,香港政府也是。」

英國將香港的主權交給中國,已經過去20年

支持這一觀點的人會提起2014年教育局的一次尷尬事件。

教育局在官方網站上具體列明香港的語言政策時指,廣東話是「中文方言,不是一種官方語言」。

這引發強烈反響,因為香港居民顯然認為,他們的語言是一種正規的中文,而不僅是一種方言。教育局之後不得不道歉,並刪除了相關的字眼。

香港語言使用比例
1996年 2016年
英文 38.1% 53.2%
廣東話 95.2% 94.6%
普通話 25.3% 48.6%

1997年,這座城市曾經希望和期待,它很快就會與中國其他地方不一樣,享有全民普選。

但是中國政府對於改革的演繹激怒的公眾。

2014年,數以萬計的人走上街頭,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抗議。

政改方案在2015年被民主派政客否決,而如今的香港,似乎被困在了一個政治死局當中。

據語言學專家劉擇明所說,廣東話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僅存活了下來,而且是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興盛了起來。

大約從10年前開始,以廣東話口語而不僅是標凖的書面漢語書寫文字,漸漸在廣告中吸引了大眾。

劉擇明說,這一潮流的發展在過去四年大大加快。

「我們現在能夠在書面上使用我們的語言了,」他驕傲地告訴我說。

在過去,廣告和報紙只使用標凖的書面漢語,它很容易被所有認識中文的讀者理解,而不說廣東話的人卻可能很難看懂粵語口語的文字。

劉擇明認為書面廣東話的興起是與本地廣東話文化認同的增強一致的,而不是更廣大的中國人身份認同。

劉擇明正在與一些志願人士一起,編撰一份網上的廣東話辭典,記錄它的演變。

另一方面,作為廣東話專家的包睿舜則將在不久後出現一本粵英字典,同時以網絡版和印刷書的形式出現。

正在消亡的語言?

據這些專家所說,廣東話完全沒有在消亡——至少在現在而言。

「從語言學的角度,它完全沒有處在危險的狀況。和中國其他地方的語言相比,它活得相當不錯,」劉擇明說。

不過,他以及其他一些人卻擔心,普通話在香港興起的長遠後果,特別是越來越多的學校似乎更傾向於以普通話授課。

「說寫廣東話現在變成了一種政治行為,」包睿舜說,「假如現在的潮流繼續下去,孩子們在眼看的將來就不會再說廣東話。那它就會有危險。」

香港街頭一個推廣粵劇的廣告

他提到了廣東話在廣東省的歷史。他認為在那裏,普通話的普及太過成功,很多小孩現在不再說他們的母語。

不過,香港理工大學的陳瑞端則相對更為樂觀一些。

她說,與預料的不一樣,在主權移交之後的政治和法律等領域,廣東話保存甚至擴展了它的統治地位。

陳瑞端認為,廣東話發生了「質變」,從一種地位低下的方言變成了一種有著標凖語言全方位功能的高端形式——這在中文的語境當中是頗為獨立和前所未見的事。

廣東話或許不會完全享受到一種國家官方語言的「優越」,但它仍然頗為重要,對於在香港生活與工作的每一個人來說,仍然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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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0日 星期六

周日話題﹕終於走到袁國強也吃不消的「一言九鼎」 - 20171231 - 副刊 - 每日明報 - 明報新聞網

周日話題﹕終於走到袁國強也吃不消的「一言九鼎」 - 20171231 - 副刊 - 每日明報 - 明報新聞網

周日話題﹕終於走到袁國強也吃不消的「一言九鼎」 - 20171231 - 副刊

【明報專訊】收拾完議會,就輪到收拾法庭了,我早前說過的。

在西九站「一地兩檢」明明違反《基本法》條文,明明違反「一國兩制」之下, 內地人員不得來港執法、內地法律除附件三列明者不在港實施,香港人在香港只須遵守香港法律、受香港法制保護;質問政府推行一地兩檢如何能不違憲違法,七年來官員的答案飄忽,袁國強祭出第20條最後一着,無人信服,唯待人大常委會確認。如今揭盅,原來真的沒有任何基本法法理條文可據,原來可以索性宣稱:不需要任何理據,人大常委會「確認」合法本身就是足夠的法律根據!李飛指點我們,這叫做「一言九鼎」,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其決定就是法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回復到中古王權時代:朕即法律。法治大倒退?非也,是法治irrelevant。

當然,大家都知道「法治」的基本意義,一是國家權力受法律約束,二是人民的權利自由不受非法侵犯,失去法治,人民就成為任強權魚肉。但我不是說這個。

法庭被削權

我要說的是,「一言九鼎」替代法治的直接後果是法庭被削權,從而失掉受人敬畏的地位。人民信賴法治,因為有明確的法律可依,服從法庭裁決,因為法庭無視貴賤貧富,只對法律公義忠誠,獨立裁斷,不受干預。一旦權力機關有權隨時凌駕法律,說合法便合法,說不合法便不合法,說了之後,法庭只有遵從並以司法命令付諸實行,那只是對極權忠誠,人民有什麼理由尊敬?法庭還有什麼憑法理獨立裁斷是非的空間?僅餘的「法治」有何可以倚賴?每年法律年度開啟禮,輝煌的儀式典禮背後,還剩下幾多法律的威嚴?窮經皓首鑽研法律學問,有何意義?

收拾了立法、司法兩權,而特區行政權早在掌握之中,或有人欣慶「全面管治」超速大功告成,然而,這也正是強國夢消散的序幕的揭開,因為極權專制縱能令一國鴉雀無聲,但歷史上沒有強權能征服整個世界的先例。只有文明法治能征服世界,令最強的經濟大國要接受約束,令發展中的小國得享保障和拓展未來的希望。歷史的諷刺,令香港特區成了政治文明落後的中國發展法治的契機,扼殺香港的法治,毁掉的絕不止是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陪葬的肯定還有國際對大國這一隅的信心,牽連至對中國的強國夢的改觀。財富、軍力會令一些人自信凌駕一切。繼2017「一言九鼎」大禮,同樣手段,在2018,以至2018打後,必然陸續有來,誰可以叫停這步向滅亡之路?

中共中央今日可以走到圖窮匕現的一步,並非偶然,而是早有伏筆,經過一而再小心翼翼的測試水溫。走至今日,我們都有份合謀。

大律師公會訓誡市民不得批評法官,然而法庭的裁決是公共檔案,其影響深遠,得失利弊,法律界卻一貫諱莫如深。這些紀錄反映特區之初,終審法院始於承擔守護基本法之下的憲制完整,「一國兩制」之下普通法法治在中國的特區發揚光大;然而在屢經打擊之後,節節敗退,終至不戰而退,缺乏超人的智慧和勇毅抵禦日漸赤裸的釋法強權。而在這段歷史之中,屢屢可見,香港社會的法治意識其實薄弱含糊,市民深信威權最終會壓倒一切。少數人不顧強弱懸殊而捍衛法治,最終被標籤為滋事分子,給威權說項的人,則日漸攀上高位,得到接受為有利香港經濟發展的務實人士。

今日的「人大常委會決定,不能在特區法庭挑戰」早有伏筆。1997年7月,在馬維錕案中,上訴庭裁決臨時立法會雖然不符基本法規定,但基於人大接納,所以依然合法,因為特區法庭不能質疑人大的決定。於是,臨立會再無顧忌,為特區立法,包括令絕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席牢牢掌握在中聯辦勢力操控之中的立法會條例。

1999年1月29日,吳嘉玲案,李國能為首席法官的終審法院推翻馬維錕案裁決,清楚奠立香港特區法庭有維護基本法完整的權力和責任,有權審核人大決定,違反基本法則不予實施。這是回歸後特區政治及司法獨立的宣言。中央震怒,懲處終院不臣之心,對李國能大施鞭撻,終院負荊請罪,開庭「澄清」無不臣之心,但請罪不夠卑微。6月26日,人大常委會釋法,推翻終院裁決,驚震國際,從此戳破終院的「終審」權,原來任由人大予奪。

吳嘉玲案站直 劉港榕案低頭

1999年12月3日,終院在劉港榕案全面低頭,裁決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不限於在終院請其在關乎特區事務範圍外的條文作解釋,而是全面、隨時、對任何條文均可解釋,而其解釋有追溯力至1997年7月1日,對特區法庭具約束力。

打從1990年4月基本法頒布,第158條的人大常委會釋法權一直是隱憂,但期望人大會自我約束,不任意使用,摧毁中、英、港三方努力建立起對香港法治的國際信心,但經劉港榕案,已無人能心存僥倖。

究竟劉港榕案這個重大裁決是終院為避免受更大的打擊迫不得已作出,還是經小心判斷,以為今後可相安無事,重建終院的威望,今日已不得而知。2001年7月20日,在莊豐源案中,終院着意維護司法獨立,不受進一步削權的尊嚴。當時特區政府要脅法庭,若不自動按照1996年籌委會的意見裁決在香港出生的中國籍公民的居港權,特區政府要求人大釋法,結果也會是籌委會的意見得到確認。終院不為所動,劃下界線,經人大釋法的條文,法庭要按釋法解釋,但人大釋法以外的條文,法庭按普通法原則解釋。結果政府敗訴後並沒有按照威脅,要求人大釋法。

然而,絕大多數香港人只了解莊豐源案是導致數年後雙非兒童湧港的罪魁禍首!

李國能辛苦經營,終於2010年8月提早退休,莊豐源遂成絕響。2013年,外傭爭取申請居留權資格案,律政司反以釋法要脅法庭。社會上,爭議已不在法理而是在於終院會否為避過人大釋法而裁定政府勝訴。3月25日,政府勝訴。法律界有認為終院裁決法理上正確的,也有對此懷疑的,至此,是耶非耶,陰影已揮之不去。但內地所得信息已十分清楚﹕法庭不願挑起釋法;法律界忌憚釋法;廣大市民利益所在,為杜絕無事實根據的「大量外傭家屬湧港」疑慮,法律理據次要,釋法也在所不計。

剛果案求釋法

包致金﹕那一天到來了

於此之前,2011年6月8日,在剛果案中,終審法院以三對二多數裁決,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13及19(3)條。少數意見之一的包致金法官在判案書內說:「一向知道總有一天本法院要就司法獨立作出判決。那一天到來了……司法獨立是在法庭所作的決定見到。(It has always been known that the day would come when the court has to give a decision on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at day has come. Judicial independence……is to be found in what the court decide.)」對於這句話,有些法官會動氣,怪包致金暗示主動要求釋法的法官就不是司法獨立,絕不公平。然而,包致金不惜得罪人的這句話,卻引起不少共鳴。沒有人批評這次人大釋法,但法庭在考慮是否請人大釋法之際,有沒有思算過,終有一天會碰到觸動158(3)條(法院須請人大釋法的條文)的案情,那麼是否也是時機,將釋法納入正軌呢?外人無法猜測,但若然有,那就是白費心機。2016年11月7日,梁頌恆、游蕙禎宣誓風波審訊期間,人大常委會突然釋法,以過千字「解釋」基本法104條「宣誓就職」,內容遠遠超越「解釋」範圍,不但大幅增添修改基本法內容,還越俎代庖,一併指定本地宣誓法文應有什麼效力。

梁游案 釋法遠遠超越「解釋」

2016年11月30日,上訴庭駁回梁、游上訴,判案書並無一語關注該次釋法對香港法治有無造成問題,只強調人大有權隨時就任何條文釋法,其解釋權包括解釋、增刪、補充基本法,一概具追溯力,上訴人的代表律師只懂普通法,沒有資格陳說哪些是「解釋」、哪些是「增刪、補充」。其實這項釋法,違反法治的最基本原則,一是法律必須足夠清楚明確,令市民能夠依從,但何謂「不真誠、不莊重」的宣誓,並無準繩;二是新訂立法,法律不應具追溯力,尤以涉及懲罰性質者為甚。上訴庭的裁決,不啻表明只要是人大釋法,就算違反普通法之下的法治及一切常人相信的公平原則,特區法庭也須盲目實施;如果是這樣,法庭是否還有心有力守護「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區法治?我們是否還能信賴法庭維護法治?如此難以服眾的判決,是否沒有上訴的空間?人大常委會釋法天馬行空,是否在特區實施之際,也無任何稍為收束的理據?退一萬步,要是我們的法治只是海市蜃樓,我們至高無上的終院,是否至少要給我們一個較為文明的說法?

梁麗幗案

「人大決定特區無權處理」

然而,2017年9月1日,終院拒發上訴許可,連給上訴人的法律專家在如此重大的憲制問題上一個說服法庭的機會也不願意。上訴庭的裁決,遂為目前最高權威。終院的態度如此明確,內地當局還有後顧之憂嗎?下至原訟庭,在梁麗幗案中插一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特區無權處理」,中至上訴庭,上至終院,極目看不見一道防線。法律界人士若要維護法庭,就先得維護法治,但法律界逆耳的聲音何其少!

「朕即是法」也能忍受

23條立法有何難?

法治的強弱,反映人民對法治有多重視。自九七以來,公眾對法治的重視日益冷淡:總有更重大的利益,總有冷淡的理由;司法覆核阻延政府花錢基建,不可讓外傭有居港的機會;梁游行為惡劣不值得姑息——可是,一地兩檢又是誰的迫切利益了?只是到此已習慣了不再關心,反正強權都會勝利,法治太過「高深」。議事規則的修改合不合憲都一樣,不外又是司法覆核,然後就人大釋法;可能不用釋法,法庭已有多種原因不予受理。香港人都不認為法律重要,我們怎能旨望那些信奉馬克思法律觀,習慣了權大於法的內地官員當基本法是一回事?「一地兩檢」是為23條立法試水溫,連赤裸裸的「朕即是法」也能忍受,23條立法有何難?君不見,特區政府叫我們必須尊重國家憲法和人大的地位權力嗎?有叫人大尊重基本法和香港人的自由權利嗎?

今天,或者公眾不當法治是一回事,但法治如空氣中的氧氣,有的時候我們不覺其存在,一旦沒有了,那就片刻之間已不能生存。法治淪亡,豈止喪失言論自由參選權利?喪失的可以是人身自由、居港權利、銀行的存款,有想過嗎?是什麼令我們安全?法治喪亡,若特區政府要剝奪我們的權利,還有什麼可以保護我們?維權人士的命運,劉霞的處境,李波、林榮基的遭遇——將我們與他們分隔的只是法治。為何內地當局對拿走香港的法治仍有保留?強權是一直存在的,大家應去想一想,是否要叫強權止步。

人民有鬥志 法治就不會死

法治死了沒有?我相信只要人民有鬥志,法治就不會死。法治未死;因為人心未死,因為有低級法庭的低級法官不畏懼在充分證據之下判決受強權保護者的罪名成立;因為仍有很多不見經傳的政府律師默默謹守崗位,很多公民仍然維護公義,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為身為大律師行業一員,我看到公會打破沉默。法治需要有更多才德兼備,不畏艱難的法官;法治需要堅決守護這樣的法官為法庭的法律界人士,和支持他們的廣大市民。若我們每一個人都裝備自己,守護每一個守護法治的人,法治會戰勝強權,我相信。

30‧12‧2017

文// 吳靄儀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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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6日 星期二

世道人生:聖誕老人凍死在中國 - 李怡

世道人生:聖誕老人凍死在中國 -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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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早幾年一本文集,收有1981年赴美留學的張大青寫的《平安夜》。
他80年代初放聖誕假時,開了一輛舊車橫跨美國旅行。窮,白天開車,晚上就睡在車裏,半夜凍醒了就接着開。就這樣,在平安夜那天,開進了肯德基州。天降大雪,又冷又濕。傍晚將車停在一間汽車酒店門外問路。想了想,畢竟是平安夜,就破例花16美元開了一間房。
天已全黑。飢腸轆轆,走到前台,問甚麼地方可以吃飯。少女職員正要下班回家,說:「今天平安夜啊,哪裏還有甚麼商店餐廳開門?」邊說邊鎖門就要往外走,忽然想起了甚麼:「哦,對了,兩條大街對面有一家印度餐館,他們可能還開着。你知道,他們不是基督徒。」
作者冒雪走過寂靜到不見任何車輛的大街,路過的房子裏面的燈光柔和明亮,所有家庭都在團聚吃聖誕餐。轉過街頭,果然看到依舊開着門的小餐館。餐館裏面除了一個蓄着絡腮鬍子的錫克老闆以外,一個客人都沒有。從老闆眼神,作者覺出他剛想打烊。坐下後,老闆頗不情願地遞上餐單。作者點了一個標價好像是5美元的印度菜,老闆冷冷地問他要甚麼飲料,他馬上說「水」。
老闆轉身,向廚房走去,櫃檯後面一個女人探頭出來,兩人同時看着作者,似乎在爭論甚麼。女人顯然是老闆娘。
餐館只有十來張桌子,靠牆的幾張已經倒放上了椅子。老闆端來了飯,眼光依舊冷冷的。作者覺得不能讓他們看不起,一咬牙就叫了一罐可樂。錫克飯熱騰騰的,是羊肉燜薯仔,配印度佐料,倒是可口。吃罷飯,他揮手示意要賬單,這時他想起忘了問可樂多少錢。許多中國人都警告他,如果事先不說好價,印度人是特別會劏人的。
老闆從老闆娘手裏拿賬單走過來。美國的規矩是賬單反扣在小托盤裏。作者翻過賬單,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賬單上,赫然寫着「聖誕快樂」幾個娟秀的英文字。除此之外,甚麼都沒有。
他再抬頭,看到櫃檯後的老闆娘,在對他友善地笑着,她問他是哪國人,他說是中國,她又笑笑。作者覺得那櫃檯前的燈光竟與街上窗內的燈光一樣,既柔和又明亮。
老闆隨他走到門口,臉上終於有了點笑容。他說他一進門,太太就說一定是亞洲留學生,但估計不是來自富裕國家如日本的,平安夜才會無處可去。告別時,老闆對他又說了一句「聖誕快樂」。
聖誕節,是宣揚「愛」的節日。即使是異教徒,在聖誕節也會傳送愛與關懷的訊息。
傳統的中國節日甚少愛的訊息,大都是吃的訊息。
2017年在中共國,聖誕節導致社會分裂,出現要過中國節、不過洋節的呼喊。繼續過聖誕節,和要過毛澤東「中國偉人節」,兩派對陣,街頭示威。鬧翻天。
大陸網頁有一個帖子:「中國聖誕節委員會的緊急通知:昨日中午,聖誕老人到中國摔倒了,沒人敢扶,已經凍死了,節日取消,請相互轉告。」既魔幻又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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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0日 星期三

世道人生:我們都是木頭人 - 李怡

世道人生:我們都是木頭人 - 李怡

世道人生:我們都是木頭人 - 李怡

歷來表現最愛國的社會底層人群,遭到國家機器暴力驅趕,上百萬人鴉雀無聲。小商舖被強拆招牌,不見有人抗議。暴力強推煤改氣,許多貧戶冷得半死,仍是一個無聲的中國。
三天前網上出現一段影片: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在私人場合,朗誦了詩人葉匡政的詩作《我們都是木頭人》。他稱讚這首詩寫得很有境界,他誦來聲音鏗鏘,每一句都直抵人心。我深受觸動,因為現在的香港人,也大都是木頭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可能有時候也是。
今天不是偷懶,而是除了抄下全首詩之外,寫不出其他文字。
「我們都是木頭人/不許講話不許笑/還有一個不許動/就這樣我們頭髮慢慢白了/皮膚變黑了,皺紋越來越多了/就這樣我們走進生命的冬日/天黑得越來越快了/就這樣我的好友,我的兄弟/離得越來越遠了/圍坐身旁的都是陌生人/我們低着頭,像接受懲罰的孩子/血落在這裏/長出來的都是木頭人
「我們都是木頭人/這是我們內在生活的真實形象/他們數數人頭,就知道我們還在/看見我們吃飯/就知道木頭人還乖/他們真是這樣想的……
「我們都是木頭人/我是木頭人,我的妻子是木頭人/我的孩子也會長成木頭人/為何要保留這愚蠢的人形/為何要鍛煉身體,翻跟頭,倒立/為何要發育/這就是我理解的生命,和生命的回報/我們都是木頭人
「所以我們今天還生活在這裏/爬吧,乞求吧,發霉吧/你有嬰兒般細嫩的皮膚有何用/你有含苞欲放的紅唇有何用/你有烏溜溜的黑眼睛有何用/你有健壯的胸肌,你有堅挺的雙乳/又有何用/我們都是木頭人/二十歲被埋葬,三十歲已成白骨/四十歲後在世間遊盪的都是乾屍/與吸血鬼
「是呵,你還活着,你還做夢/你還有三天的路才到達目的地/你的雙手還未被捆綁/你還能背叛與撒謊/看看這些怪物吧/除了繁殖,他們還能做些甚麼/看看恐懼發育成形的脊椎/看看被管制而萎縮的大腦/我們都是木頭人,現在選擇吧……
「選擇吧,我們都是木頭人/死亡才能終止這種存在/大喊救命的木頭人/死於貧困的木頭人/被生活累垮的木頭人/讓貪婪吞噬的木頭人/木頭人能唱的永遠是一支悲哀的歌……
「選擇吧!木頭人,讓木頭燃燒/讓這個騙子集團現出原形/燒毀那些教義/燒毀愚蠢的報紙與教科書/燒毀所有謊話和說謊話的人/瞧,我們自己也冒煙了/這是每一個木頭人的節日
「我必須醒着看到這個結尾/我必須繼續工作,我必須……/我必須贏得所有人的幫助/讓木頭變回木頭,讓人成為人
「你不相信這是真的/木頭人你有好心腸/木頭人你已病入膏肓/我們都是木頭人/不許講話不許笑/還有一個不許動/我就是死也要走在人的大路上」。
細味每一句吧!若你還沒有完全木化,你會心酸,悲憤,蘇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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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4日 星期四

世道人生:南京大屠殺反思 - 李怡

世道人生:南京大屠殺反思 - 李怡

世道人生:南京大屠殺反思 - 李怡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要,前天為南京大屠殺80周年舉行公祭。習近平會見倖存者時表示,希望一代一代將記憶傳承下去。
大陸網頁這兩天不斷刪除一些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網文,刪得最多的是質疑中共沒有資格紀念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非正常死亡,要公祭,3,000多萬同胞非正常死亡,要不要公祭?要不要面對?要不要進教科書?
忽視3,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不是不能正視30萬人非正常死亡的理由。只要是無辜的受害者,哪怕只有一、兩個人,都是悲劇,都應該正視。
首先應弄清楚受害者與加害者。南京大屠殺的加害者,不是日本民族,甚至不是當時執行的日本軍人,而是日本當時的軍國主義政權。日本民族和日本軍人,也是法西斯政權的受害者。藉南京大屠殺30萬人這個不怎麼確切的數字,去挑動對日本的民族仇恨,去激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是一種刻意的洗腦誤導。
南京大屠殺的教訓,是認定這是一個法西斯政權犯的罪,目標要對準所有殘民以逞的法西斯政權,拒絕受民族主義情緒煽動,拒絕民族仇恨,拒絕被不顧現實的盲目反日情緒洗腦而渾忘今天我們面對的真實的壓迫和問題。
反思之二,是所有的歷史真相都不容抹煞,包括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也包括中共建政後的歷史。奧威爾說:「誰控制過去,就控制將來;而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如果以掩蓋自身對民眾犯罪的歷史來為繼續執政服務的話,那麼我們也有理由懷疑執政集團控制歷史話語權也是為控制未來服務。
反思之三,是撰寫《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Shun-Ru Chang,1968-2004)的一段話。張在美國出生,父母是台灣移民,她在1997年出版這本英文歷史著作。這本書首次讓西方全面了解日本犯下的罪行。中共在張的故鄉江蘇淮安建張純如紀念館,在南京樹立張的銅像。
2004年11月9日張純如吞槍自殺。自殺前她對身邊親友說:「在尋訪南京大屠殺的過程中,我發現不僅僅是日本人的問題,還有中國人的奴性,中國人有一種極其惡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見!從來沒有一種人,因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踐自己的同類,到了極其殘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日本鬼子,可是發現需要砍的,還有自己的同胞。」她是否帶着懊悔先殺死自己呢?不知道。
「揚州十日」是指1645年滿洲兵攻入揚州城進行十日大屠殺,當時市民只要遇見一個滿洲兵,所有人都「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同一情況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時再現,日本人抓了國軍,進行甄別,在押的上萬人中潛有換了兵裝的師長團長。日本人喝問:「誰是當官的?站出來!」頓時眾手齊指那些師長團長們。但結局卻無異,指人者與被指者統統要死。抗戰時的山西農村,經常是一個日軍攆着全村人團團轉,讓跪下就跪下,說趴下就趴下。
正因為中國人的奴性不改,於是有南京後整整80年的悲慘歷史。奴性在不少香港人身上再現,很可能是香港人擺脫不掉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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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3日 星期三

世道人生:到中國開會去 - 李怡

世道人生:到中國開會去 - 李怡

世道人生:到中國開會去 - 李怡

《不是楢山勝似楢山》的網文,有人留言說:「中國不是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偉大盛世麽?中國不是社會主義麼?國家凈資產不是100多萬億麼?政府每年不是在全世界大撒幣援助麼?」
這幾個提問,正問出了中國農村老人「勝似楢山」的底因。中國經濟總值居世界第二,習近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代」不僅站起來,更富起來,強起來,而農村老人的自殺「正常化」並不是像《楢山節考》所說的發生在自然環境極為惡劣的地方,而是發生在社會學講師劉燕舞考察的11個省份。
中國當然是自稱社會主義。中國憲法第一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現在變成了城市的「低端人口」,領導聯盟的農民,成為了的悲劇賤民。政府資產和外援,給黨、國家、政府帶來風光,但老百姓特別是農民,卻過着「勝似楢山」的惶惶不可終日的生活。
2011年,人大常委辦公廳研究員王錫鋅在央視新聞節目中透露:國家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車開支一年達一萬九千億(人民幣)。這數字讓主持人柴靜吃驚,重複地問:「您再說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說了這「三公」的數字,並指佔了行政開支的60%。
很可能那次透露之後就被禁止透露了,因此最新的數字不得而知,但基本情況應該沒有改變。那時,中共官媒剛批評美國2008年的總統選舉「燒錢30億美元」,大陸網民就算出來:中國一年多「三公」開支大約相當於97.44次即390年的美國大選費用。
十九大後,中共國一連開了三個國際大會,一個是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一個是世界互聯網大會,一個是「南南人權論壇」。諷刺的是: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在中國作過社團登記,中國的互聯網自由度連年都居世界倒數第一,中國在世界人權排名上一直排在最後幾位,2015年是倒數第二。
那麼為甚麼又有許多人到中國開這些荒謬會議呢?有一篇大陸帖文說,「到中國開會去」幾乎成了外國政要、商界領袖和專家學者的口頭禪,「人儍、錢多、速去」是具體描述。到中國開會,可以享受頭等艙、五星級酒店、美食、高出場費、高規格接待。同樣一場會議,中國支出的費用是外國的好幾倍,甚至上十倍。會議的舉辦單位和人員可以從中得到各種好處,如以會議的名義購買電子產品、私自賺取酒店的差價以及收取各種回佣等。
吃虧的是老百姓。公費開支都來自百姓的血汗稅款,這且不說;一碰到開會,就交通管制,有時甚至把老百姓趕走,給老百姓的生活帶來許多干擾。
舉辦國際會議,讓中國官方有一種萬國來朝的感覺。在中國社會長大的奴民也往往有代入感,把自己幻想成主子了,除了奧運、世博讓他們興奮,看到國際會議在中國召開也莫名其妙地產生自豪感,他們以為自己真是「姓趙」,但在趙太爺眼裏,阿Q「你怎麼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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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0日 星期日

16度穿羽絨很怪嗎 - 林夕

16度穿羽絨很怪嗎 - 林夕

16度穿羽絨很怪嗎 - 林夕

號稱入冬已久,卻一直不冷不熱,聽天氣報告做人,很難做,上飛機時聞說有寒流將至,又看見有人穿上厚厚的外套,安全起見,索性穿上羽絨,下飛機時,來接機的人打量着我說:「你沒事吧?」什麼事?「現在才16、7度,你看看其他人,哪有像你,發冷似的,不怕異相嗎?」
異相?我很專心地留意別人有沒有很專心地瞪着我16度穿羽絨,沒有,有又如何?天氣忽冷忽熱,沒有病倒就很不容易了,還擔心穿着能不能配合天文台?好在現在有所謂體感溫度,比較尊重一個人不是一台機器,我體感就是感到穿羽絨剛剛好,誰看不過眼可以放眼過來看個夠,誰怕誰。
但是經此人有此一問,心裏一虛,步履不自覺加快,早點上車閃人,臉彷彿有點紅。臉紅不因為我穿羽絨時別人穿短袖,是為一瞬間心虛,什麼「做自己」、「不要活在別人眼光裏」,果然說說容易,做到「如活無人之境」很難。
雖則古語有云:「我連自己的髮型都不能捍衛,還憑什麼捍衛香港的紀律。」有時候卻是倒過來,能捍衛自己思想行動的自由這等大事,卻未必能堅守一個不斷被人嘲笑的髮型、一件過時的外衣。做自己不難,穿自己想穿的卻敵不過別人看法,越想越低能。
關於穿衣,好在我屬於低能兒,省去好多無謂負擔。
直到今年年中,才知道穿西裝的規矩,無論有多少鈕扣,也只能扣一顆,最高那一顆。替我開竅那人奇問:「你竟然不知道?」我更奇怪反問:「這誰定的規矩?沒聽說過,我一直喜歡扣多少就扣多少,全扣上比較有安全感,怎樣?警察會拉人?西裝也是外套一件,鈕扣的存在,不是為了讓人扣的嗎?這很丟臉嗎?人不要臉則天下無敵你沒聽過見過嗎?」那人拿我沒輒,也就放過我,一副讓我自生自滅的樣子。穿西裝的機會雖然不多,但原來異相礙眼了幾十年也不知道,也從沒有有識之士有膽識有義氣提點我穿錯了,顯然這個錯也是對的。我不覺得異相,穿衣低能人不就變前衛高人了?
話是這麼說,事後還是免不了留意其他人怎麼穿西裝,甚至谷歌「西裝」的圖片,媽啊,誰家媽媽發明這個禮數、這個習慣的?果然沒看到有人扣多於一顆的。以後被迫要穿西裝怎麼辦?我只扣一顆,就有投降的委屈,繼續我扣我的,我行我素,會不會心裏多了無謂的負擔,還是未知數。唉,特立獨行之餘,也不能輕舉妄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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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世道人生:除憶詛咒 - 李怡

世道人生:除憶詛咒 - 李怡

世道人生:除憶詛咒 - 李怡

王振民教訓香港人不要「糾纏於歷史上發生的不幸事件」,這讓我想起了羅馬帝國時代的「除憶詛咒」(Damnatio memoriae):它是羅馬元老院立法通過的對已故人士的懲罰,即消除這人在世的一切行狀,銷毀他生前出現過的文字、雕像等記錄。在當時,這是最嚴重的恥辱。
歐威爾1948年的小說《一九八四》,創造了Unperson一詞,是指一個人不僅被當局殺害,而且他在現實生活中的信息、照片、文章也被一同抹去,不留一絲痕跡。這樣做是因為依照雙重思想的原則,這樣的人應該被完全忘卻,即便是親人和朋友也不應該記得他的存在。
歐威爾的寓言也成為了預言,被共產國家不斷予以實現。而且這些極權國家沒有像羅馬帝國那樣為除憶詛咒立法,而是逕由行政手段執行,又或在專權下各地均「識做」而執行。
有一張由畫家董希文在1953年創作的油畫《開國大典》,描繪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建政那一刻。在接下來10多年,這幅油畫遭到多次修改。原畫站在前排的政府副主席高崗,到1955年高崗事件發生後,董希文奉命在畫中把他刪除,原位以一盆鮮花代替。1968年文革期間,董又奉命在畫中把劉少奇除掉。1970年,董已病重,就由他的學生把畫中的林伯渠鏟除。
記錄真實影像的照片也不斷遭到除憶的命運,儘管那時候還沒有電腦改圖功能,因此改得很着迹。毛澤東作狀為建水庫而拿鋤頭的照片,原有站在旁邊的彭真,文革爆發後,同一照片的彭真不見影了。毛澤東與林彪並坐發表講話的照片,林彪事件後同一照片只剩老毛一人了。四人幫被「一舉粉碎」後,《人民畫報》報道毛喪禮,一整排人中間就有幾個位突兀地空着。
香港教育局要恢復中史課程,10月底公開課程大綱,被記者問到何以沒有提六七暴動、六四等事件,負責課程修訂的專責委員會主席、中大歷史系教授梁元生說,這是很笨的問題,上述事件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並不重要,「六七年你在哪裏?」
一個歷史教授,以歷史事件發生時「你在哪裏」作答,出自平常人之口可以說無知,出自歷史專家之口就是無恥了。這回答也顯示了,不管如何荒誕,未來的中史課程,就是要貫徹王振民所說的不要「糾纏歷史上發生的不幸事件」,要學生了解香港「與國家的互動關係」,也就是除憶詛咒的洗腦歷史教育。
除憶,實際上一定給這個國家、民族、社會帶來詛咒。作家柏楊說:「忘記罪惡,尤其是忘記政府政黨之類的集體罪惡,罪惡一定會再來,再來到自己身上,或後人的身上。」捷克作家昆德拉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美國華盛頓為納粹屠殺猶太人而建立「浩劫博物館」,創立者在博物館落成儀式致辭說:「遺忘,就意味着將受害者再殺害一次。我們沒能阻止他們第一次被殺害,我們絕不能容忍他們被殺害第二次。」
中史課程,是否要用除憶來給我們這城市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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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4日 星期一

世道人生:頭上有角邏輯 - 李怡

世道人生:頭上有角邏輯 - 李怡

世道人生:頭上有角邏輯 - 李怡

邏輯學上有一個著名的古代希臘詭辯家的推論:「你所沒有喪失的,就是你仍然有的。是不是?」「當然。」「你沒有喪失角,所以你有角。」
早兩年在大陸網頁看到這樣一段:「飯局碰一法官,忍不住問他:『經常看到判決書說誰誰判刑幾年,剝奪政治權利幾年,是啥意思?』他解釋道:『剝奪政治權利就是剝奪犯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我說:『法官,你本人有這些權利嗎?』法官想了想說:『我也沒有。』」
古希臘詭辯家是把「喪失」一詞混淆了前後不同的概念,前一個「沒有喪失」是指我們原來擁有的東西,後一個「沒有喪失」是指我們從來沒擁有過的東西。
中共國的法院判決常用的「剝奪政治權利」,卻是一種名有實無的東西,所講的政治權利,在憲法上都有,但在現實上是都沒有。判決他人「剝奪政治權利」的法官連自己的政治權利也被剝奪了。
台灣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李明哲,遭中共國羈押逾半年,被湖南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罪名判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台灣和海外不少論者都認為,李明哲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在大陸本來就沒有政治權利,「剝奪政治權利兩年」顯得莫名其妙。但即使他是大陸公民,即使他擁有憲法賦予的「政治權利」,「剝奪政治權利」也等於說「剝奪你有角的權利」一樣荒謬,因為政治權利與角,都同樣屬於實際上原來就沒有的東西。
中共提出李明哲的「罪證」,是他在社交媒體發表攻擊中國社會制度的言論,在大陸期間參與討論中共政權的活動,毀謗和攻擊國家現行政治制度。「攻擊」「毀謗」都是看不見、摸不到的意圖判斷詞,所列證據只是言論和集會,而沒有顛覆行動。在法治社會,發表批評國家社會制度的言論,是正常不過的事,否則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著作也不可能出版,也就不會催生中國共產黨啦。
不過中共國自有「頭上有角」的邏輯。儘管李明哲的所為,都屬於中國憲法所列的公民政治權利,但國台辦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說:「李明哲所作所為是否危害大陸的安全與穩定,應該由大陸法律判定,而不是由台灣當局和一些政治組織的主觀偏見判定。」
大陸法律就是由一個沒有政治權利的法官,去作出「剝奪政治權利」判決的法律,就是你沒有喪失角,因此你頭上有角的法律。
中共把12月4日定為「憲法日」,昨天中聯辦的甚麼部長還說要建議香港把這一天定為公眾假期。但就在憲法日的昨天,大陸有人把憲法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打進大陸的搜尋網站,所得到的是:「抱歉,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本吧暫不開放」。有甚麼法律可以凌駕憲法,也許頭上有角的人才知道。哀哉,香港的公眾假期也淪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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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7日 星期一

真國教:活在自己國家的低端人口 | 全民教育局HKEd4All | 立場新聞

真國教:活在自己國家的低端人口 | 全民教育局HKEd4All | 立場新聞

真國教:活在自己國家的低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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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思(全民教育局HKEd4All特約文章)】

六十幾年前殖民地香港石硤尾木屋區的一場大火燒出了香港公屋,北京大興今年11月18號的大火燒出了類似納粹清除猶太人的「低端人口」大掃蕩。

由於大陸城鄉差距巨大,機會不均等,大陸一線城市吸引大量來自農村的年輕人聚集,有大學畢業留下打拼的高學歷者,也有大量從事低人工服務的勞工,為城市中產提供廉價的快遞、外賣、餐飲、修理、按摩、美容、家政、清潔等等服務,他們付不起高昂的房租,多數住在大城市的地下室,外圍的城鄉結合部,居住環境類似劏房和籠屋。這些人自2015年被北京政府的正式文件統稱為「低端人囗」。

這些自建的房屋消防未必合規格而且居住環境擁擠,1118的火災死傷慘重,19人被燒死包括8名年幼的兒童。政府一邊禁止媒體採訪,民間發佈的消息全部被刪除,一邊宣佈為期40天的大整頓,但整頓的不是消防而是強行把所有人趕出廉價出租房屋,限三到五天,全部斷水斷電斷供暖,並出動警察破門,還急聘臨時人員用黑社會手段清除驅趕。

北京氣溫接近零度,不論男女老幼,在凜冽寒風中倉皇被逐出家門,畫面所見如大走難。運輸和房租暴漲,一時找不到住處的被迫露宿街頭,涉及人數當然不會公佈,不過網上資料可見一個區的四條村已經涉及十五萬人,全北京估計過百萬。導致北京大部分快遞服務即時停運,從外來勞工到辦公室白領、記者都被波及。

看不下去的北京NGO團體和有心人發起民間互助行動,提供臨時住宿和存放行李的幫助,服務行業也紛紛發出招聘訊息,政府竟然是第一時間禁止NGO協助并屏蔽互助資訊,其中一家同舟家園公益組織更被即時解散。趕盡殺絕的程度堪比納粹驅逐猶太人,而這些人是在自己的國家被自己的政府驅逐!

當年石硤尾木屋的居民多是逃避國共內戰來港的難民,用現在北京政府的說法可能比「低端人口」更不堪,大火之後,港英政府以民生為念,推出安置災民的舉措和長遠公屋政策。無數新移民一無所有,在香港憑個人奮鬥和互助精神,得以安身立命,最後造就出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對比所謂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政府,真是莫大的諷刺。

一個國家把自己的人民分三六九等,將辛勤工作的勞動者標籤為「低端人口」,隨意剝奪基本生活權利,在首都被逐出家門,到完全不顧人死活的地步,甚至不允許自助助人,這個國家還和人民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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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眼前的新時代 | 區家麟 | 立場新聞

我們眼前的新時代 | 區家麟 | 立場新聞

我們眼前的新時代

新時代,我們要好好學習,快快適應。盤點一下近日湧現的新事物。

教育官員呼喊,不要讓政治滲入校園,教育不要政治化;但教育局放李飛入學校,要求學校直播,耗費寶貴課時,這原來不叫政治。新時代,自相矛盾是常道。

黨的高級幹部,登堂入室,向一眾高官與問責官員宣講黨國的美好新世界,又是新猶。國家的軍隊要「聽黨指揮」,早已寫在每個軍營的牆上;高官聽黨宣講,堂而皇之,特區土地上,黨國不分常規化,聽黨指揮表面化。新時代,黨管一切是新常態。

「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簽了協議,竟然不公開,連「法律基礎」、如何不違反《基本法》也不再提。新時代法律精英說,只要兩地協議加上人大常委通過,就是法律基礎。即是說,一地兩檢如何不違反《基本法》十八條(全國性法律不在港實施)與二十二條(內地部門不干預香港事務),不須再談,人大常委說了算。我們早被告知,《中英聯合聲明》不再具現實意義,《基本法》都只是過眼雲煙,合用就引幾句,不合用則搓圓撳扁,解不通則索性擱在一旁。新時代,權宜行事,我就是法,反對者就是法盲。

何志平擁抱一帶一路,在美國涉賄賂被捕,「白手套」為國犧牲,可歌可泣;何志平讓大眾窺探,如何以一帶一路之名,輸出基建、輸出貪污,鞏固全球專制政權。新時代,大宏圖,無人倖免。

新時代,追不上北京皇城高尚優雅步伐的蟻民變成「低端人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口分為高端低端,高端人口叫雞可以用支付寶,低端的無產階級則被共產黨殲滅;不願做奴隸的人民站起來,就是尋釁滋事。

自信爆燈,強權壓境;香港小地方,新一輪荒謬總爆發,即將開始。

*** *** ***

(本文原刊於明報《2047夜》,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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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民說,北京驅趕低端人口,行徑有如納粹黨衛軍驅趕猶太人,這齣有關黨衛軍頭目的電影,剛於內地上映,票房慘淡:鐵石心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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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中國:叫雞可以用支付寶

連結: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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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3日 星期一

(內有洋蔥)【再寫《握三下,我愛妳》】


多謝晨星辰 

琼瑶的最新文章:
【再寫《握三下,我愛妳》】
2010年10月14日,我接到好友王玫的電話,她第一句話就說:
「瓊瑤姐,我們今天早上,為劉姐做了氣切的手術!」我的心砰的一跳,驚呼著喊:「氣切!」
劉姐,在影劇圈中,大家都這樣稱呼她,就像稱呼我「瓊瑤姐」一樣。但是她直呼我瓊瑤,因為她堅稱我比她小。她是我的老友,工作夥伴,我的導演,在我的人生和她的人生中,我們彼此都佔據著相當大的位置,她的名字是「劉立立」。
第一次見到劉姐,是1976年,我拍電影《我是一片雲》,她是那部電影的副導。我從沒見過嗓門這麼大,活力這麼旺盛,工作能力如此強的「女人」,她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到1978年,我跟她說:「妳來幫我當導演,妳行!」她對自己完全沒把握,我堅持說她行!於是,她導了我的《一顆紅豆》,從此開始了她的導演生涯。所以,她常對我說:「妳是我的貴人,妳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和劉姐就這樣成為工作夥伴,我用「喬野」為筆名,編了許多電影劇本,都是她執導的。我們交換著彼此的感情生活,交換著彼此的心靈秘密,也分享著共同為一部戲催生的喜悅。在電影的極盛時期,我們每次票房破紀錄,就要在我家開香檳,那時工作人員、演員和她的另一半----董哥全到齊,笑聲鬧聲驚天動地。當我把電影公司結束,她進了電視圈,把我也拉下水,我們又拍了《幾度夕陽紅》、《煙雨濛濛》、《庭院深深》、《在水一方》……等一連串的電視劇。我和她,就這樣成為一生的知己。
劉姐的感情生活是不可思議的,她年輕時,是風頭人物,是「校花」。董哥是她的學長,都是政工幹校(今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戲劇系的學生。劉姐風頭太健,很多學長追求,大家比賽寫情書給她,打賭誰能追到手。董哥也是其中之一。但是,直到董哥畢業,這些學長誰也沒追到她。
沒多久,董哥結婚了,娶了王玫。當劉姐畢業,進了影劇圈,董哥也進了影劇圈,他們都從「場記」幹起,兩人經過許多曲折,居然電光石火,陷進一場驚天動地的戀愛。但是,此時的董哥已「使君有婦」,兩人只能在外面租了一間房子同居。董哥有才華有能力,是各方爭取的「名副導」,跟劉姐這場戀愛,風風火火,充滿了戲劇性。劉姐性情激烈,曾經為了和董哥爭吵,一刀砍在自己的胳膊上,頓時血流如注,差點沒把手給砍斷。(那是一本巨大的書,無法細述)
當時,王玫已經生了一個女兒,卻仍然在藝工總隊表演。當王玫知道董哥有了外遇,她沒有吵鬧,默默忍受著心裡的不滿。有一次,董哥到南部去工作,王玫也到外地去表演,才一歲多的女兒雅莊,交給祖父母照顧。不料女兒半夜發高燒,持續不退。祖父母找不到王玫和董哥,卻找到了劉姐。劉姐一聽董哥的女兒生病了,急得二話不說,直奔祖父母家,抱起雅莊,就飛奔到當時台北最好的「兒童醫院」。那時可沒健保,兒童醫院收費極高,診斷後要住院。劉姐沒錢,把家裡的電鍋、熱水瓶……各種可當的東西全部典當,再抱著自己的棉被去醫院照顧雅莊。當王玫回到台北,驚知女兒病到住院,急忙趕到醫院裡,卻看到一幅畫面:雅莊蓋著劉姐的棉被睡著了,劉姐搬了一張小板凳,坐在病床前,手摟著雅莊,累得趴在床沿上,也睡著了。王玫驚愕的看著,眼淚忍不住滾滾落下。一顆母親的心,和一個妻子的心,在剎那間融成一顆「大愛之心」。
等到董哥從南部回到台北,才大吃一驚的發現,王玫不但和劉姐成了最好的朋友,還把劉姐接到家裡,兩個女人說,願意分享一個丈夫!董哥不敢相信,卻喜出望外的接受了這個事實。
從此他們過著三人行的生活。王玫陸續又生了兩個孩子,都把劉姐當成親媽一樣,稱呼劉姐為「好媽」。劉姐對這三個孩子,更是寵愛異常。尤其是小兒子「四海」,幾乎是劉姐抱大的,劉姐愛這兒子到無以復加,連我旁觀的人,也歎為觀止。劉姐也為了這段愛情,為了尊重王玫,終身不要生孩子,免得孩子們之間會產生問題。
問世間情為何物?我實在不明白。年輕時,沒有人看好他們這種關係,總認為隨時會鬧翻,會弄得不可收拾。但是,他們就這樣恩恩愛愛的生活著,數十年如一日。當年,我也曾私下問劉姐:「妳終身認定董哥了嗎?未來是妳不知道的,會不會再遇到別人?」她斬釘截鐵的回答我:「絕不可能!我認定他了!」
劉姐當導演,收入比當副導演時,當然好很多。董哥也當導演了,卻沒有劉姐勤快,接戲比較接得少。劉姐把賺的導演費,除了少數寄給父母,少數自用,其他都用在董家。董哥才氣縱橫,每次劉姐接到劇本,都是董哥先幫忙看劇本,然後和劉姐討論,再幫劉姐分鏡頭。因此,兩人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王玫就專心持家帶小孩,三人一心,把孩子一個個拉拔長大。他們這一家人,成了很奇妙的一種「生命共同體」。最讓我感動的,是王玫數十年不變的那顆無私、寬宏、包容的心。她不止包容,還深愛著劉姐,有次甚至對我很真心的說:
「我沒什麼學問,也不太懂電影,看到他們兩個一起工作分鏡頭,總覺得他們才應該是一對夫妻,我好像妨礙了他們!」言下之意,還很歉然似的。
一年年過去,當劉姐年紀老了,不再能風吹日曬幫我拍戲了。我和她的友誼不變。每年過年前,一定要見一面,談談彼此的生活。2007年,劉姐和董哥來我家,我發現劉姐講話有些口齒不清,走路也歪歪倒倒。董哥才告訴我,劉姐患了遺傳性的一種罕見病「小腦萎縮症」。我頓時目瞪口呆,我看過一部日本電影,名字叫「一公升的眼淚」,內容就是紀錄一個患了這種病的女孩,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當我嚇住時,反而劉姐安慰我,她說:「我母親有這種病,它會讓人逐漸失去行動能力,逐漸癱瘓,無法說話。但是,它不會影響智慧和生命,我母親發病後,還活了二十年!」董哥在一邊接口:「二十年夠了,這二十年,我和王玫會照顧她!」
那天,看著董哥扶持著劉姐離開我家,我的眼淚在眼眶裡打轉。我立刻衝到電腦前,去搜尋「小腦萎縮症」的資料,發現確實像劉姐說的,如果是老年人發作這病,不會影響智力,但是,會逐漸失去所有生活能力。我想到,劉姐是這麼有活力的一個人,怎能忍受逐漸癱瘓的事實?如果失智還好,反正自己都不知道了!假若思想一直清晰,卻連表達能力都沒有,那不是禁錮在自己的軀殼裡了嗎?到那時候,董哥和王玫還有耐心和能力來照顧她嗎?畢竟,董哥和王玫也老了,董哥自己身體也不好。
從那時起,我和王玫就經常通電話,談劉姐的病情。劉姐沒有她說的那麼樂觀,她的病惡化得很快,從發病到不能行走,到說話完全不清,在三年中全部來臨。王玫每天要把她抱上輪椅,抱上床,幫她洗澡,餵她吃飯,推她去外面散步……家裡還有新添的小孫子,可以想像生活多麼艱難。我力勸她請外籍看護來分擔辛苦,如果王玫也倒了,誰來撐持這個家?她聽了我,請到一個很好的印尼看護。
然後有一天,王玫告訴我,劉姐因為肺部感染,進了加護病房,現在插管治療,說不定會挨不過去。我難過極了,談到傷心處,不禁哽咽。我當時就要求王玫,如果到了最後時刻,千萬不要給劉姐「氣切」,因為「氣切」會延長生命,卻無法治療這個病,還不如讓她走得乾脆一點。我自己,早就寫好放棄急救的文字,並且交待我的兒子,絕對不可氣切和電擊,時候到了,就讓我平安的走。
因此,當我聽到王玫說,幫劉姐氣切了,我才震懾住。我問為什麼還要氣切?王玫哽咽著說,不捨得啊!插管已經把她的喉嚨都插破了,醫生說,有人八十歲氣切後還救了回來,何況,劉姐還有意識,會用眨眼表示意見,當他們問她要不要氣切時,她皺眉表示不要。但是,王玫問她,妳不想回家嗎?妳不想看兩個孫子嗎?劉姐又連連眨眼了!王玫說:
「她還有生存的意志,她還能愛啊!我們捨不得放棄她呀!」
談到這兒,王玫忽然對我說:「我和董哥離婚了!」
「什麼?」我驚問。「這個節骨眼,你還跟董哥鬧離婚?」
「沒敢跟妳講,」王玫歉然的說:「我們離婚後,十月三日那天,董哥在醫院裡,和劉姐結婚了!總得讓她名正言順當董太太呀!萬一她走了,我兒子才能幫她當孝子,捧她的靈位呀!」 
我握著電話筒,久久無法說一語,眼淚在眼眶轉,聲音全部哽在喉嚨口。王玫在電話那頭也沙啞難言,董哥接過了電話,繼續跟我說。告訴我整個離婚結婚的提議,是兒子四海提出的。因為他要當劉姐名正言順的兒子,為劉姐當「孝子」。
結婚以前,他們去病床前,把離婚證書亮給劉姐看,董哥說:
「我可以娶妳了!妳要不要嫁我?」劉姐眼睛濕了,眨了眨眼。表示願意。
所以,十月三日那天,醫生和護士們,把病房佈置成新房,貼了囍字,還有一束氣球。區公所的職員被請來,到場見證(因為要辦理結婚戶籍)。大家圍繞著病床,一起唱著《庭院深深》,和其它的電視主題曲。劉姐笑了,她已經很久沒有笑過,但是,她笑了……董哥就這樣娶了和他相愛了四十幾年,現在躺在病床上不能動的新娘!
我聽著,哭了。我說:
「董哥,你生命裡,有這麼偉大的兩個女人,你也沒有白活了!我該不該說恭喜你呢……」我說不出話來,心裡是滿滿的感動和激動。王玫又接過電話,跟我說:
「雖然沒照妳的意思做,我們幫她氣切了,醫生說,氣切之後可以活很多年。劉姐還有多久,我們還不知道。如果狀況穩定,兩星期就可以出院,我會把她接回家,有孩子孫子包圍著,她一定比較快樂!今天,我去醫院看了她,我握住她的手,妳知道嗎?她居然回握了我幾下!好像在跟我說什麼!」我心裡一震,想到曾經告訴劉姐,《敲三下,我愛你!》的故事,當時還想拍成電影。(那故事收在我《不曾失落的日子裡》,劉姐非常喜歡)。我頓時知道了,劉姐在對王玫說:「握三下,我愛妳!」
這是我身邊的故事,最真實的故事,聽了這故事,我一直激動著,想到大家在醫院裡唱《庭院深深》的婚禮,想著我的好友劉姐和她的一家,我什麼事都做不下去。我的眼睛不曾乾過,好想哭。但是,想到劉姐在生命的尾聲,迎來這樣一個婚禮,她一定得到莫大的安慰!她一生付出這麼深的愛,董哥和王玫,也用這麼深的愛來回報她!她也值得了!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不用批判的眼光,來看待各種愛情,也能欣賞容納這樣的愛,那有多好!何況,現在連同志都要立法結婚了!
人類的愛是很複雜的。我有一個朋友研究科學,他告訴我,宇宙中有龐大的星系,每個星系可能都大於我們的太陽星系,當兩個中子星合併時,會發生巨大的力量,叫做「重力波」。「重力波」會產生一種時空漣漪,轉變時間和空間,影響巨大。他說:「人與人不可思議的相遇和感情,可能就是重力波造成的,沒有對錯,因為重力波強大、註定、而無從逃避。說不定今天的你我,早就在幾億年前某個星球裡相遇過,所以才有『似曾相識』和『一見鍾情』的事發生。」
我不懂科學,在寫這篇文章的今天,「重力波」已經在2017年10月16日被人類直接探測到而證實了。但是,愛因斯坦早在一百年前就預言過,當時無人相信。這和劉姐、王玫、董哥的故事有關嗎?我那相信科學又相信愛情的朋友說:「如果你相信重力波,你就會相信世間所有不可思議的愛情!」
知道劉姐和董哥結婚那天,我的心情無法平復,我要把這個故事即時寫下來,這故事裡不止有愛情,還有你我都無法瞭解的大愛!為什麼還有人不相信「人間有愛」呢?我祈望劉姐能夠早日出院,回到她新婚的家,再享受一段親人的愛!因為她還有知覺,還有意識,還能愛!
今天,是2017年10月30日,距離劉姐氣切,已經七年。我重新整理這篇《握三下,我愛妳!》因為七年間,我發生了很多事情,鑫濤失智,我心力交瘁的照顧,在他又大中風後,我遷就鑫濤的兒女,違背他的意志,幫他插了鼻胃管。當初,我請求董哥夫婦,不要幫劉姐氣切,結果還是氣切了,過程幾乎一樣。這七年裡,董哥和王玫照顧著劉姐,在一次次反復肺炎之後,終於長住於醫院。王玫開始奔波於醫院和家裡,幫劉姐逐漸變形的身子,親自擦拭,一面擦拭,一面告訴劉姐家裡的種種大事小事,不管劉姐能懂還是不能懂。劉姐再也無從表達,成了標準的「臥床老人」。
2015年8月,董哥因肺氣腫病危住院,對王玫說:
「如果我的時間到了,什麼管子都不要幫我插,立立的悲劇不能在我們家發生兩次,我不要像她那樣活著!」
王玫點頭答應,董哥住院後,把氧氣罩拿掉,對王玫說:
「我想唱歌!」
他對王玫唱了兩首歌,一首是《一簾幽夢》,一首是《感恩的心》,握住王玫的手,在王玫對他表示,會繼續照顧劉姐之後,帶著淡淡的微笑,離開了人世。
照顧者比被照顧者先走,是常常有的事。我前兩天才去看鑫濤,我檢查他的手,檢查他的腳,告訴他我來了!他完全沒有反應,我看著那已經變形的手腳和傴僂的身子,知道即使如此,他還是可以在管線和醫藥下「活」很久。我忍不住對他低低說:「可能我無法送你走,看樣子,我會像董哥一樣,比劉姐還先走!」
回家的我很悲哀,想著劉姐的故事,我告訴自己,我要把《握三下,我愛你》再整理重寫一遍。劉姐還活著,七年了!鑫濤也還活著,整整住院608天了。我想起,在我出版《雪花飄落之前》時,辦了一個「新書座談會」,在座談會上,和幾位醫生談論「臥床老人」和「插管問題」。座談會結束後,我走下台和來賓們擁抱,不料王玫也來了,她抱住了我,哭著在我耳邊說:
「瓊瑤姐,看了妳的書,更加明白了!當初沒聽妳的話,我們錯了!不該幫劉姐氣切的!」
我忍著淚,緊緊的擁抱了她一下,偉大的女人,常常隱藏在社會的小角落。還要被這個社會「道德的眼光」批判。我知道,她仍然在幫劉姐擦澡,仍然每隔一天去照顧她丈夫的女人!哦,錯了,她已經離婚了。是去照顧她那已逝的「前夫」的「妻子」!
真實的故事,一直在我身邊演出。
明天,我想去醫院,只為了去握三下鑫濤的手!

瓊瑤
2017.10.30,寫於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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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2日 星期日

世道人生:愛與恨  - 李怡

世道人生:愛與恨  - 李怡

世道人生:愛與恨  - 李怡

毛澤東說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這句話不完全對。因為愛與恨是感情,而感情往往是非理性的,情人眼裏出西施,就說明愛有時是盲目的。
不過,若就整個社會的思潮來說,出現某種感情趨向,倒確實不會「無緣無故」。
回想我9歲以前居住在淪陷區上海的兒童時代,處身日偽統治區,少不更事,但對抗日戰爭很有感覺。那時我們小朋友之間,私下會唱《義勇軍進行曲》,這是1935年的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國東北三省被日本佔領,在全國救亡聲中,這部由田漢編劇的電影,就以兩位青年從東北逃亡到上海,再毅然奔赴抗日前線的故事,宣傳抗日。歌詞與旋律鏗鏘有力慷慨激昂,迎合時潮,很能夠激勵人們愛國抗敵、不甘心做侵略者奴隸、爭取民族獨立的情緒。直至抗戰勝利後,我們仍受這首歌感染。
沒有錯,背景就是國家越危難越窮困,我們越愛。詩人艾青寫道:「為甚麼我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愛這土地愛得深沉。」愛國和愛這首歌,不是無緣無故的。
但那是七八十年前的事了。《義勇軍進行曲》在1949年成為中共建政後的「代國歌」,經過複雜的鬥爭、廢除、改詞又在1982年恢復並正式確定了國歌地位。再經過六四、維穩、壓制不同聲音和虐待以至虐殺異見人士,並以富起來強起來自傲,這時候當《義勇軍進行曲》響起,這首與專制政權聯繫在一起的歌曲,已不具有抗戰時期激勵人們愛國的意味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不會再讓人想到不願做外來侵略者的奴隸,而是不願做專權統治者的奴隸;「血肉長城」不會讓人想到是抵禦外敵的血肉,而是1949年以來歷次政治運動和施政造成的共達4,900萬至7,800萬非正常死亡的血污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會使人想到有甚麼外敵給民族造成危險,而是劇作家沙葉新就大陸普遍和幾乎是制度化的貪腐寫出的網文《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也不會想到是被外敵所「逼」,而是被現在的專權政治所「逼」;「冒着敵人的炮火」的敵人,不會讓人想起我們看不見、摸不到的外敵,而是每天在壓迫我們、欺凌我們的強權。
主權移交時的1997年,香港球賽中不會有噓國歌的事,而現在即使將《國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也就是要強迫香港市民去愛國歌,上周球賽中入場市民仍然照噓不誤。由愛而恨,不是無緣無故的。愛不能勉強。把愛建立在威逼、惡法、暴力、懲罰之上,不僅不是真愛,而且徒然增生更多反感。
因此,不是要不要諮詢、如何立《國歌法》的問題,而是以惡法強迫「愛國」、以刑法強迫對國歌尊重,即使站在真正愛國的立場,這種徒增反感的立法也根本不可取。
愛不能勉強,強迫的愛只會產生實實在在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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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2日 星期日

世道人生: 幸福爆棚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23

世道人生: 幸福爆棚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23

世道人生: 幸福爆棚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23

習近平在十九大提出了種種未來願景,主要講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說屆時「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所有奮鬥目標中,習近平唯獨沒有提到「自由」。古希臘思想家Thucydides說:「幸福的秘密是自由。」中共老祖宗馬克思說:「自由才是人的本質。只有追求自由,才能帶領人們進入民主主義的國家。」沒有人民的自由,一切美麗形容詞就都是空談了:那是奴隸主給奴隸承諾的幸福。
中共十九大,使我想起將近五十年前的中共九大。那是1969年4月1日召開的大會,在大陸那次大會受關注程度,比這次的十九大有過之無不及。那是文革狂熱期間,大約一年多前,中共媒體就拚命造勢,天天歌頌迎九大,呼喚新時代來臨。就同這次十九大差不多。九大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與這次將把「習近平思想」寫進黨章相類似,都使大陸民眾感到幸福滿滿。
九大舉行兩年多,到1971年9月,就發生了林彪叛逃墜機身亡事件,暴露了造神運動最大的吹鼓手,原來是「偉大領袖」的最大暗藏敵人,而用最高級讚美詞藻鋪陳的共產黨司令部,原來內鬥醜惡至不堪入目。
記得九大後,中共港澳工委派人到各個「愛國機構」去組織學習林副主席的政治報告。員工放下工作圍坐,由領導人把報告從頭到尾一句一句的讀,然後引導討論。我當時心中對這種小學生式的圍讀,頗有牴觸。林彪事件發生後,就開始對中共的領導體制產生懷疑。
將近五十年,中共歷次大會都沒有變,都是長篇累牘的空泛乏味的報告,都是代表們的「熱烈掌聲」、「經久不息的掌聲」,然後千人一面、眾口一詞的「擁護」歌頌,接下來是全國學習。與會者和民眾都沒有、也不允許有個人意見,甚或在贊同中稍存異議。這是一個向權力膜拜的體制,是消滅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體制,離馬克思的「自由才是人的本質」越來越遠。
習近平200分鐘報告,據大陸官媒報道,台下共鼓掌72次,官媒更巨細無遺地報道在甚麼地方獲掌聲,以及全場鼓掌聲如何越來越激昂……。這使我想到蘇聯的斯大林時代,斯大林講完話的鼓掌長達15分鐘是平常事,最長能達到半個小時,似乎不鼓掌就是大逆不道。鼓掌到後來,就出現一個恐怖局面:沒人敢先停止鼓掌。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不敢先停,最後直到斯大林本人認為可以了,做出手勢,或是說一句「可以了」,大家才敢停止。
後來中共和朝鮮大概嫌這種停不下來的鼓掌還不夠熱情,於是進而以熱淚盈眶的「哭」文化來表達對領袖的熱愛。這是個人意志的完全淹沒。
台灣人擔心今日香港會成為明日台灣;香港人擔心今日大陸會成為明日香港,大陸人擔心今日朝鮮會成為明日大陸,至於朝鮮人,毋須擔心,他們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就像習近平「兩個一百年」實現的「中國夢」一樣,沒有自由的幸福爆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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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四大日本企業的黑暗命運 - *CUP

四大日本企業的黑暗命運 - *CUP

四大日本企業的黑暗命運

圖片來源:路透社
圖片來源:路透社

日本出品,信心保證,日本曾經是首屈一指的電子工業大國,三菱、本田、東芝、三洋、日產、Sony……是許多人必然用過的品牌。可是,現時不少大日企或因決策失誤、爆出醜聞,讓它們成為大眾新焦點,赫赫有名日企黑暗史例如有以下四間

Toshiba(東芝)

東芝(Toshiba)製造出日本第一台雪櫃、洗衣機,一直領導日本電器日產,但光是近 18 個月東芝就虧損了近 6,000 億日元(約港幣 411 億),需要出售極重要的 NAND 快閃記憶體業務一半以上股權,及向日本政策投資銀行借錢紓困。交易所買賣基金 WisdomTree Investments 日本行總裁形容:「東芝是最後的喪屍。」

東芝 2006 年以 54 億美元收購美國核電廠商西屋電氣(Westinghouse Electric),十年來卻虧損超 7,000 億日元。 2015 年東芝遭揭發,其於 2008 至 2013 年度虛報利潤超過 2,200 億日元。東芝股價現時只有半年前的一半。

Sharp(聲寶 / 夏普)

Sharp 在 80 年代著名生產高科技計算機、VCRs、可携帶卡式帶播放器。集團後來投放大量資源在 LCD 電視與顯示器生產,初時還帶來可觀利潤,但日元在 2008 年開始走強,加上全球金融危機,產品需求大不如前,Sharp 業績也開始下滑,自 2009 年起進入長期虧損。

2015 年 Sharp 全球大幅裁員 5,000 人,看起來不算是大數目,不過顧問公司 Asia Strategy 創辦人 Keith Henry 則表示,日本文化往往期望公司讓所有人就業,這就算得上大數目。 2016 年 Sharp 讓台灣鴻海科技集團注資,鴻海持有 66% 股權成母公司,Sharp 嚴格來說算不上是日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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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us(奧林巴斯)

Olympus 發跡於生產家用相機和光學鏡頭,50 年代開始發展醫學儀器的鏡頭製造。可是,Olympus 於 2011 年爆出做假帳醜聞,讓其清晰的「鏡頭」蒙上污點。

2011 年,來自英國的 Michael Woodord 成為 Olympus 首位非日裔的行政總裁,正當以為 Olympus 走向更開放的管治, Woodord 在上任兩星期後便遭解僱,因他曾質疑公司以往一連串的帳目問題,包括虛報超過 10 億美元的併購交易顧問費和金額。前總裁菊川剛、前副總裁森久志、前常務監事山田秀雄,因隱匿投資虧損達 13年,做假帳 17 億美元遭檢控。Olympus 股價因該事件一度下跌 48%,承蒙穩固的醫學器材業務,在 2013 年終於收復失地。

Sanyo(三洋)

三洋曾經為日本第三大電子生產商,售賣手機電池及家居電器。公司於 1947 年成立,三洋寓意公司產品銷售到世界各地,橫跨大西洋、太平洋與印度洋三個海洋。可是在 2000 年以後,面對中國和韓國的競爭,品牌地位不像以般穩固,加上日元升值,為三洋接受併購提供動機。2009 年 Panasonic 取得 50.27% 三洋股權,成為三洋的母公司。

三洋在 Panasonic 之下並沒有得以荀延殘喘。Panasonic 自 2010 年起連續兩年虧損超過 7,000 億日元,2011 年開始把三洋半導體業務出售給美國安森美半導體,小型馬達業務出售給日本電產;2012 年將旗下三洋電機白色家電業務出售給中國海爾,同年 Panasonic 宣布停止營運「日本三洋」品牌,翌年日本三洋與台灣三洋分道揚鑣,而日本三洋旗下約 7000 名員工,於 2015 年轉至母公司 Panas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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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6日 星期一

世道人生: 趨媚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17

世道人生: 趨媚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17
中國人的拍馬屁神功...

世道人生: 趨媚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17

中共十九大臨近,眼看習近平的崇高地位將獲黨章加持,迎合造神運動,中國人的拍馬神功紛紛發作。剛由張曉明接棒主任及黨組書記的港澳辦,在最新一期《求是》雜誌撰文,吹捧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過去5年全力支持港府推進政改、以非凡膽略處理「佔領中環」和「旺角暴亂」,並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大局穩定。然而,處理政改、佔中、旺角事件,難道不是《基本法》規定屬於香港特區政府自治範圍的事務?怎麼又成為黨中央「以非凡膽略處理」的事情呢?這樣說,豈非等於否定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前兩天,「求是網」刊登武警部隊司令王寧的文章,說「習主席在緊要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表示「對習主席真正做到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絕對忠誠」。諂媚語言已到了使自己的人格地位完全消失的「忘我」程度,同文革期間無限肉麻的「忠毛」交心語言已沒有分別了。
人人都喜歡被人稱讚,尤其對於一個處於弱勢地位的人,一個失敗者,適當稱讚可以使這個人恢復信心。對小朋友也應該鼓勵多於責備。在朋友之間,相互恭維並無大害。美國作者Richard Stengel寫過一本《恭維趣史》,對於恭維話並不鄙視,除了含政治和利己目的之外。他認為恭維是人際關係的潤滑劑,是社會和諧的觸媒,也是我們文明社會的日常禮儀的一部份。
但對於掌權者的恭維拍馬,尤其是自降人格、自輕自賤的阿諛諂媚,就是另一回事,它實際上是對掌權強人的低成本收買,是對被阿諛者的一種侮辱。因為這意味被阿諛者「受騙」,對這種低成本收買完全沒有洞悉,甚而論「媚」行賞。更可怕的是:被阿諛者真的認為自己有「非凡膽略」,認為自己永遠正確,認為自己可以「萬壽無疆」,從而飄飄然地濫用權力,終致使一個有能有為的人成為一個獨裁專斷、自以為是的大怪物。
歷代掌絕對權力者大都在阿諛和讒言中失去自我控制能力,或因此垮台,或被歷史唾棄。只有唐太宗能夠洞悉阿諛之害,在《唐太宗集‧去讒篇》中,他說:「夫讒佞之徒,國之蝥賊也。」他們用趨媚的姿態,動聽的言辭,求得與主上親近;察顏觀色,迎合主上的旨意,來討取君主的喜歡。……人們的容貌,都近在自己的眼底下面,尚且不能自己看到,何況是與非這種無形的東西,怎麼能自己看清楚呢!逆耳的話,難以接受;順心的話,容易聽從。難以接受,是由於良藥苦口;容易聽從,是由於毒藥吃到口裏很甜。所以英明的君主接納忠諫,就好像病人吃了苦藥,疾病馬上消除;昏暗的君主聽從諂諛的話,猶如吃了甜的毒藥而喪命。
但人性就是愛吃甜的毒藥,而拒絕苦的良藥。當一個人的權力達到巔峯,讒言就紛至,社會在個人專斷的威權下,萬馬齊闇,個人崇拜的歷史悲劇恐會重臨。禍延一國之香港,已從張曉明、梁振英、林鄭逐漸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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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3日 星期五

我被拒入境是香港的悲哀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enedict Rogers) - Benedict Rogers | 2017-10-13 | | 蘋果日報

我被拒入境是香港的悲哀<br/>(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enedict Rogers) - Benedict Rogers | 2017-10-13 | | 蘋果日報

我被拒入境是香港的悲哀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enedict Rogers) - Benedict Rogers


Benedict Rogers經常關注香港及亞洲地區的人權問題。互聯網

20年前,我剛畢業便飛到香港開始我的第一份工作。時值香港主權移交幾個月,我在香港過了快樂的五年,從1997年起當記者,直至2002年。我從來沒想過,20年之後,我會被拒入境香港。
過去三年,我越來越關注香港的自由、法治被侵蝕,以及「一國兩制」面臨威脅的情況。正因如此,我也越來越多機會參與為香港發聲。我很榮幸曾在倫敦接待過黃之鋒、羅冠聰與陳方安生,又與李柱銘緊密合作。他們都是英雄,也是我的朋友。我想這是合適時機再訪香港,只是簡單地見見人、多聽多了解現況。過去15年我曾多次到香港,但近幾年則沒有回來。
此行原本希望與人們私下見面。我已謹慎地查詢過,有否可能探望正在監獄服刑的黃之鋒、羅冠聰與周永康,可惜約在一星期前我發現這是不可能的事。很不幸,即使只是查詢,亦已引起中國當局的注意。
上星期五已經初露端倪,我接到一通來自英國國會議員的電話。我跟他頗熟悉,也非常尊敬他。他告訴我他接到了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的電話,對方對我此行冀探望三名學生領袖的行徑表達關注,更表明此舉會「嚴重威脅中英關係」。我請他向中國大使館重申,我不會嘗試到訪任何監獄。
我選擇妥協,即使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做得過火,但我亦只希望為事情降溫,我自願向中國當局保證,不會在香港有任何公開活動或接受媒體訪問。我更提出在回程後與中國大使會面,進行建設性的討論,聽取他們的看法。不過這些提議換來的只有拒絕,還有更進一步的威脅,告誡我將會被拒絕入境香港。
看來還有另一因素。我是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這是公餘的義務職務,我亦在保守黨候選人名單之列。似乎中國當局誤會了我的境況,一開始認為我是國會議員、政黨高層或是政府官員,由此引伸出我今次香港之行,是代表政黨。這是可以諒解的,因為他們或許不理解英國政黨乃是由個人、獨立思想組成的,而且義務黨員與正式黨員亦有區別,代表黨行事與私下行事亦不相同。我試圖通過第三方向大使館保證,我絕對不會代表黨,更不會代表政府,強調此行純屬私人性質,以普通公民身份,私下與新知舊友在香港見面。
不幸的是,這也無法滿足中國當局。
與他人商量過後,我認為如果我陷入來自大使館經第三方傳達非正式的文字訊息的壓力,我就會一如平日批評他人一樣做同一件事:向中國叩頭。我的良心不允許我這麼做。如果我在第一道關卡就退縮,還怎麼面對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李柱銘、陳方安生等人呢?所以我決定按原定行程嘗試入境,當作測試。或許他們只是在虛張聲勢說不讓我入境,希望我息事寧人而作罷。又或許他們是認真的,他們就要公開、正式拒絕我入境,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被侵蝕的另一事例。
很遺憾,後一種情況最終發生了。抵港之後我步向關口,向入境處人員出示護照。入境處人員將我的名字輸入電腦,顯然電腦說了「不可以」。她(入境處人員)向上級請示,並帶我到櫃枱後的房間叫我等候。過了不久,一個穿着便服的官員和我見面,我向她保證今次行程屬私人性質,私下見見朋友,又提到我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五年。她查看我的酒店預訂,我還在想或許她們會放行。但是,一會兒後她正式告知我被拒絕入境,將把我送上返回曼谷的航班,亦即今次航程的出發地。
我必須強調,我對拒絕我入境、一直「看顧」我的入境處人員絕無責怪之意。他們只是執行他們的職務,而且他們盡可能友善和禮貌地待我,他們給我水,又向我微笑。的確,我的印象是他們並不想這樣做(拒絕我入境),他們只是在執行上頭的指示,他們控制不了。
我在等待上機時,轉向身旁的入境處人員微笑,感謝他對我照顧有加。我問:「一國兩制是否已死?一國一制,對吧?」他眼泛淚光,懇切地說:「先生,我只是在履行職務,我不能評論。謝謝你的合作。」我向他說我知道,我不會怪他。
稍後,我們在上機前握了手,我對他說:「對香港來說,這是非常悲哀的一天。對我來說也悲哀,我無法探望在香港的朋友,但對香港而言特別悲哀,拒絕一個沒有犯罪的公民入境。」他點頭,再次眼泛淚光,「我明白。這很悲哀。」我臨上機前向他說最後一句話:「希望事情會變得更好。」
「一國兩制」的原意理應為「港人治港」。但很明顯,今次拒絕我入境的決定並非來自香港,而是來自中國當局。「一國兩制」的原意理應為法治,惟即使何俊仁律師坐列車趕來機場,希望看看有甚麼能幫得上忙,最終也未能成事,因為在那之前我已被帶上飛機。「一國兩制」的原意理應為表達自由、結社自由,這是香港的基本權利,惟儘管我保證不會參與任何公開活動,只有私人性質會面,但我自己的表達自由,以及我希望能會面的人的表達和結社自由,都已經被剝奪了。
我倒沒關係,香港才是重點。從今次嚴峻的、個人的、悲痛的親身經歷可知,即使「一國兩制」仍然未死去,亦已行將消亡殆盡,而且正在加快。世界各國必須醒覺,尤其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方的英國。我對中英關係不會構成任何威脅,但我相信中國當局的舉動,尤其是在香港的行徑,反而會(構成威脅)。
(編者註: Benedict Rogers周三入境香港被拒後,以英文撰述經過及感受。此中文版為本報所譯,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文如下。)

Twenty years ago, as a fresh graduate, I flew to Hong Kong just a few months after the handover, to begin my first job. I spent five very happy years working as a journalist in Hong Kong, from 1997-2002. I never expected that twenty years later, I would be refused entry to Hong Kong.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freedoms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threats to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s a result, I have been increasingly engaged in advocacy for Hong Kong.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hosting, in London, Joshua Wong, Nathan Law and Anson Chan, and of working closely with Martin Lee – all heroes and friends of mine. I decided it was time for me visit Hong Kong again, simply to meet people and to listen and learn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 had visited Hong Kong several times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but had not been back for a few years.
My intention was to meet people privately. I had made discrete enquiries about whether or not it would be possible or desirable to visit Joshua Wong, Nathan Law or Alex Chow in prison, but I had realized a week or more ago that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Unfortunately, even enquir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first indication I had that there was a problem came last Friday, when I received a telephone call from a British Member of Parliament whom I know well and respect greatly. He informed me he had received calls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in London, expressing concern that an attempt to visit these three student leaders would pose "a grave threat to Sino-British relations". I asked him to reassure the Chinese Embassy that I would not be attempting to visit any prisons.
I took a further step – a compromise, some might say one too big, but one intended to de-escalate the situation – by voluntarily assuring them that I would not undertake any public engagements or media interviews while in Hong Kong. I also offered to meet the embassy upon my return, for a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and to hear their perspectives. These offers were rebuffed and I received further, increasingly threatening messages from the embassy, culminating in a message warning me that I would be denied entry.
It appears there was another factor too. I serve as Deputy Chai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 voluntary role in my spare time, and I am 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s Candidates List. It appears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misunderstood my status and thought at first that I w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or a senior party or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that my visit to Hong Kong would be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on behalf of the party. I suppose one could forgive them for that mistake, because in China a party member is a party member come what may. They perhaps don't understand that 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are made up of individual, independent minds – and furthermore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voluntary party member and a party official, and a difference between someone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party and someone acting in a private, personal capacity. Nevertheless I sought to reassure the embassy, via a third party, that I was absolutely not representing the party, and certainly not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my visit was a purely personal, private visit to meet old friends and new acquaintances in Hong Kong, as a private citizen.
Unfortunately, that did not satisfy either.
In consultation with others, I took the view that if I were to cave in to pressure from the embassy, sent through unofficial text messages via a third party, I would be doing exactly what I have criticized others of doing: kowtowing to China. My conscience would not allow me to do that. How could I look my friends Joshua Wong, Nathan Law, Alex Chow, Martin Lee, Anson Chan and others in the eye if I caved at the first hurdle? I decided therefore that I had to put it to the test by going as planned to Hong Kong. Perhaps they were bluffing, threatening to deny me entry in the hope that I would go away quietly. Or, if they were serious, then they would have to refuse me entry formally and publicly, exposing to the world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eros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Very regrettably, the latter course was what occurred. I landed in Hong Kong, proceeded to immigration, and when my turn came I presented my passport and arrival card as normal. The immigration officer put my name into the computer, and evidently the computer said no. She called other officers over, they took me to a private room behind the counters, and I was asked to wait. After a little while a plain clothes official conducted an interview with me. I assured her that my visit was a private, personal visit to meet friends, and that I had lived in Hong Kong for five years. She took details of my hotel booking, and I thought perhaps they were about to allow me in. A little later, however, she informed me that the decision had been made to deny me entry, and put me back on the flight to Bangkok, which was where I had flown from.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se that I do not in any way blame the immigration officers who "looked after" me during this time. They were just doing their job and, in the circumstances, they treated me as kindly and courteously as possible. Their manner was polite and friendly, they offered me water, they smiled. Indeed, I had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really did not want to be doing this, but that they were operating according to orders from above, beyond their control.
As I waited to board I turned gently to the officer standing with me. I smiled, and I thanked him for looking after me well. "I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ead now?", I asked. "One country, one system, right?" He looked with a hint of tears in his eyes, pleadingly. "Sir please, I am just doing my job. I cannot comment.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I reassured him that I knew he was only doing his job, and that I did not blame him.
A little later, as we shook hands at the entrance to the plane, I said to him: "This is a very sad day for Hong Kong. It's sad for me, that I am unable to visit my friends in Hong Kong, but it's particularly sad for Hong Kong, that a private citizen who has committed no crime is refused entry." He nodded, again with a hint of tears. "I understand. It is sad," he said. My final word to him was this: "I hope things will change for the bett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upposed to mean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Yet it is overwhelmingly clear that the decision to deny me entry to Hong Kong was not taken in Hong Kong, but by the Chinese regim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upposed to mean the rule of law, yet a solicitor, Albert Ho, who very kindly took the train out to the airport in order to meet me and see if he could assist, was denied access to me because I was put back on the plane before he could reach m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upposed to mean basic rights in Hong Kong –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 yet despite assurances from me that I would not engage in any public events, and would simply be having private meetings, my ow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of those I had hoped to meet has been curtailed.
This is not about me. It is about Hong Kong. And it is clear from this very stark, personal, first-hand and painful experience that i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not yet completely dead, it is dying rapidly, being decapitated limb by limb with accelerating speed.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it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must wake up to this. I am no threat to Sino-British relations. But I believe the conduct of the Chinese regime, particularly in Hong Kong, is.

Benedict Rogers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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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世道人生:小妾 - 李怡 | 2017-10-13 | | 蘋果日報

世道人生:小妾 - 李怡 | 2017-10-13 | | 蘋果日報

世道人生:小妾 - 李怡

羅哲斯被拒入境香港,他問入境處職員:「這是否代表一國兩制已死?現在是否已是一國一制?」入境處職員含淚表示「不能評論」。事實上,包括建制派在內,「一國兩制已死」近年恐怕已是社會共識。還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嗎?還有「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嗎?甚至,在釋法得到香港法院彰顯的情況下,還有真正的司法獨立嗎?
不過,是不是一國一制?還是一國一制都不如,只是一制的小三?一國一制意味着香港成為與大陸城市相同的城市,但大陸其他城市對自身利益還是會維護的吧。比如,任何大陸城市對於成為城市居民都有限制,但香港卻打開大門,沒有對大陸人的入境審批權,20年來共有150萬名大陸人移居香港。大陸城市對新移居者的福利也有限制,但香港對新移民卻一來即可領綜援。香港的居住問題、福利問題、交通問題,都由此而衍生。香港處境是一國一制不如。
上月底黃金周前,香港快運航空突然在無預警下取消18班定期航班,約2,070名乘客受影響。民航處只表示高度關注事件,認為情況極不理想,卻沒有對香港快運作出處罰,運房局也不置一詞。會不會是因為香港快運的大股東是中國巨型國企海南航空之故呢?
一位大陸大媽,宣稱其子在藥房被一隻貓抓傷耳背,儘管拿不出證據,藥房的閉路電視也沒有錄到,但房署火速跟進,不用廿四小時便派人到藥房警告,漁護署也想「拘捕」貓波子,連警察都趕到現場,如臨大敵對付沒申訴能力的小貓咪。香港維護大陸大媽的權益,絕對遠超2,070名飛機乘客。只不知倘若藥房屬大陸國企龍頭擁有,會不會有不同待遇。
林鄭首份施政報告推出交通費補貼計劃,最大得益者,原來是水貨客,林鄭指,「應大刀闊斧,不應該計較太多」。
「大刀闊斧,不計較太多」的不僅是區區交通費,過千億又毫無實際效益的高鐵,挾其違反《基本法》的一地兩檢登場,不諮詢,高官拒絕出席大學的論壇,林鄭叫學生去看政府網頁,官僚氣已趕上一國一制,更不如的是高鐵的廣州站尚建於遠離市區的番禺,小三的高鐵卻要迎合一國建於市中心。
高鐵之外,港珠澳大橋與香港人有多大關係?一帶一路跟香港人有啥相干?粵港澳大灣區如何救香港人的燃眉之急?
林鄭的施政報告全文提了「一帶一路」26次,提了「粵港澳大灣區」25次。這兩個其實類似以前的「大躍進」、「放衞星」等面子口號,林鄭卻說「為香港提供大量機遇」。甚麼機遇?是把香港人趕去陌生的一帶一路地區,還是遷往廣東邊遠小鎮居住?
講這麼多讓「聖上歡心」卻對市民毫無意義的話,其功能就是要告訴所有從政人士和廣大公務員,當今特首拜倒「一國」甘當「一制」小妾的心向,以後你們從政、執法、執勤都要心領神會:遇到與「一國」有關的事情就眼開眼閉,遇到大陸人投訴就所有機構都去抓小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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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

世道人生:關門打狗 - 李怡 | 2017-10-12 | | 蘋果日報

世道人生:關門打狗 - 李怡 | 2017-10-12 | | 蘋果日報

世道人生:關門打狗 - 李怡

林鄭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她說「香港命運從來與祖國緊密相連」,「20年來……成功證明了『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後……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
就在她發表施政報告的差不多同一時間,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Benedict Rogers),於入境香港時被拒。當他被押送離境上機前,回過頭問了入境處職員一句:「這是否代表一國兩制已死?現在是否已是一國一制?」羅哲斯憶述,該入境處職員聽聞後,顯得非常悲傷、幾乎含淚地看着他答道:「我只在執行職務,我不能評論。」
這是近期一個有象徵意義的令人哀傷的場面。入境處職員的悲傷,很可能是他不認同拒絕羅哲斯入境的決定,卻必須執行;也可能他知道這不是入境處甚至不是特區政府的決定,於是認同羅哲斯所言:「一國兩制已死,現在已是一國一制。」
林鄭月娥下午在記者會被問到這事件時,她表示不評論個別人士被拒入境的個案,指這屬入境當局的決定。這說法與689一脈相承:任何社會較有好評的事,不管是不是特首親自過問,都攬上身;任何沒有好評或有爭議的事,就推給執行部門,說是執行部門的決定。比如,傘運時發放催淚彈及系列鎮壓,689都如此說。但林鄭的謊言,顯然說得連自己都難相信:拒絕這樣的英國人入境,會僅僅是入境處決定嗎?
據聞羅哲斯來港前,中國駐英大使館曾向其警告不會准許他進入香港,但按《基本法》第154條規定,特區政府可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士入境、逗留和離境事宜實施出入境管制。入境權限按《基本法》屬特區,而中國駐英使館卻能夠事先知道,這說明這既非香港入境處的決定,也不是特區政府的決定,而是中共的決定。
千方百計隔絕國際社會去了解及報道中共國壓制人權的醜事,已是中共的傳統慣技。六四天安門大鎮壓前,關閉所有與境外新聞機構聯繫的衛星系統,我當時就預言這是準備「關起門來打狗」(在專權者眼中,人民都豬狗不如),接下來果然就是坦克屠城。
香港的英文媒體近年或被收購、或被統戰,在國際上幾乎已沒有了香港的聲音。2015年創辦的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HKFP)人員在過去兩個月,接二連三收到匿名英文信,批評他們「散發仇恨及分裂香港」,主編Tom Grundy居於英國的家人更於9月29日收到恐嚇信件,指「如果未來幾年Tom出事,我和不少人都會感到難過」。
中共宣稱「《中英聯合聲明》已無現實意義」,英國國會了解《聯合聲明》在香港執行情況的調查團被拒絕來港,以及發生上述兩件事,中共和港共擔心在香港踐踏人權、製造大批政治犯會引起國際社會反彈,顯然在逐漸推行中共的「關門打狗」方略。入境處職員含淚,我們也含淚,因為林鄭將一國兩制推向一國一制,她是深信自己「行得通、辦得到、得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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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5日 星期四

世道人生:摸胸價值觀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06

世道人生:摸胸價值觀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71006

世道人生:摸胸價值觀的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日前遊意大利時,摸茱麗葉雕像胸部並在微博發圖,引發大陸網民熱議,但萬萬想不到,共青團中央在官方Twitter發出以下短文:

「共青團中央@ComYouthLeague9月30日
【中國人出國旅遊要有大國的自信,文明與否不應該盲從西方標準】近日,某中國遊客在歐洲旅遊,摸銅像胸部留念,引發眾議。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價值觀沒有高下,中國的文明標準與歐洲不同。摸胸是中國流行的旅遊留念形式之一。中國人按中國的行為習慣處事,西方人應摘下有色眼鏡。」
大陸網頁有人留言:「孔某人無恥已為國人所知,但辯護者之『理』,其無恥程度,已令世人無言!」
「無言」是因為這個辯護者非一般網民,而是被官方指為「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的中國共青團。中共當今領導層許多人都曾經擔任共青團的領導。共青團的官方文宣,也就是共產黨的文宣。而共產黨,就是憲法規定在大陸「長期執政」,並由《環時》宣稱「對中國社會承擔着『無限責任』」的執政黨。「無恥程度」代表了中國,被代表又想同摸胸價值觀切割的中國人,能夠說甚麼呢?只好「無言」。
這段共青團短文,把孔慶東公開炫耀的猥瑣行為稱之為中國人的行為習慣,中國的文明標準,中國的價值觀。而且,認為對他的批評是西方人的有色眼鏡。
很好很好,所有不想追隨這種猥瑣行為、要跟猥瑣劃清界線的人類,包括我們華裔人,還配做中國人嗎?孔慶東和中國共青團給香港人不肯做中國人、給香港獨立提供了依據:炫耀摸胸並以之為價值觀的中國人,我們真是沒有資格去做呀。
2012年初,孔慶東這個北京大學教授,在中國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上,罵「香港很多人是狗」,他說:「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總是開口就說我們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你們不是人。」當時香港各界許多人對他的言論表示反感。有了孔慶東的炫耀摸胸和共青團把這行為提升到「中國」的位階,現在的香港人對孔慶東當年之罵,應該沒有不滿了。因為他說的「人」既是摸胸自炫的猥瑣中國人,那麼即使是狗,也比這樣的人高貴。
北京大學算是全中國數一數二的名校,過去曾有過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當校長的榮光時代,現在出了這樣的一個以猥瑣來炫耀的教授,那真是甚麼榮光都丟盡了。以後人們再提及北大,應該稱之為中共國的北大,或孔慶東的北大,才算是實至名歸。
教授這名銜也玷污了。以後全世界包括香港的教授,都要在教授名銜前面加個地名,又或者所有大陸的教授都要稱為中國教授。
世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世上有兩種文明,一種是文明,一種是中國文明;有兩個北大,有兩種教授,當然也有兩個香港:一個是香港,一個是讓人痛心的中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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